从贬值的时间到升值的空间
文_王辉
近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作为设计类型，“厂房改造”也逐渐更名为“工业遗产再利用”，这是大时代辩证思维的体现。URBANUS都市实践应该是第一波介入到这个专业领域的设计机构，事务所的第9个项目就是北京“京东方”工厂园区的改造建议。那时还没有出现要创造798工厂新生态的艺术家们。事务所的深圳办公室虽然是从公寓楼起步，但早早地迁入了华强北工厂动迁后腾空的多层厂房，后来又成为由我们自己设计的、康佳工厂改造而成的华侨城创意园的第一个住户。深圳办公室所经历的这两个厂区也是深圳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产业空间置换的典型案例。北京办公室诞生于由“北京电视设备厂”改造的“天海商务大厦”，现在又迁入由“北京胶印厂”改造的“77文创园”。北京办公室所经历的两个厂区都位于北京东城区的胡同片区，是在古都北京城市功能在工业化和去工业化流程上演绎的典型案例，有着非常离奇的时空穿越感。办公地点带来的这种在工业遗产中日常工作的环境，也使我们对这个设计领域有零距离的体验。
近十年前，基于一定量的设计经验的积累，我们在《时代建筑》上发表了题为《制造历史——旧厂房的再生》的文章，提出要关注新兴的创意阶层，通过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培养符合他们身份的、亚文化的新型城市空间，并以此来推广市民化的使用者参与、多元化混合社区、非精英化的街区历史保护等新型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这也是URBANUS都市实践一以贯之的“城市介入”策略在这一领域的延伸。
近年来，随着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从粗线条野蛮生长向更专业化、精细化设计的变化，工业遗产再利用更成为城市更新中很热门的话题。但要演绎好这个话题并不容易，除了工厂先天复杂的设计条件，思考参数也越来越多：从政治、政策、法规、股权、产权、投资等自上而下的因素，到运营、客户、受众、时尚、参与等自下而上的因素，都在考量建筑师的魄力、眼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创意阶层越来越成为这个建筑类型的使用主体，甚至是积极参与设计的主体，使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设计在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同时，又有肤浅的网红化和虚假的符号化趋势。所以有必要通过再总结实践经验，对这个设计类型进行理论化的思考，为设计提供系统化的策略。
从社会生产视角来理解工业遗产再利用
建筑师初遇任何一个改造旧厂房项目，难免会被生产空间的力量感、厂区的废墟感所感动，并很容易马上激发起浪漫的设计构思。这种直觉的情怀是需要的，但它往往会弱化了对这类项目纵深向度的思考。工业遗产不同于其他文化性的建筑遗产，它的本质是社会大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凝聚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作为遗产，更多的原因是出于一种灰色的无奈：或许是因为土地政策而无法被推倒（例如，我们北京办公室所在的两个厂区都是位于胡同保护区，如果拆迁，不可能还原回原来的容积率），或许是因为土地没法上市（这在近年内出现的开发量负增长的城市中较多见，例如北京、上海），或许是因为土地变性是个死结……另外一种原因是随着798之类改造项目的网红化，一些工厂被有意地遗产化，而变成主题公园式的开发项目。再一个原因是在开发的过渡期为节约成本和时间，临时征用现成的建筑，这在楼盘的销售中心中比较常见。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验证了在新型的后工业城市形态下，已经终止的工业时代旧的生产空间依然有生产能力，而且对于新兴的社会业态而言，这种生产能力不仅仅是生产产品，还要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因此，工业遗产再利用需要梳理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问题。
工业社会是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以物质生产为第一目的的阶段中，人类为生产而生产所能忍耐的一切痛苦，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忍无可忍了；同时，人类为生产而设计出的一整套生产程序，似乎在我们今天的后工业社会中都要重新格式化了。这意味着即使我们接受了前一个时代的物质遗产，也不得不对它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而这种彻底性的立足点应该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洞悉的是工业时代社会生产的立足点。《共产党宣言》中曾肯定：“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要制造这样的产能，需要高度的生产纪律性和生活组织性，需要把生产者细分化到一个整体之中，以最大化集体的力量。因此，不难理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把专业分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基石；而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 1856—1915）更用管理的科学化来极致化专业分工，通过研究每个劳动过程的动作与动机，把生产拆散成可用时间标准量化的个体劳动任务，以获得整体的最大效率。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把这样的思想实现在工业生产线上，并被整个工业界效仿，形成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以概括为工业时代基本生产特征的“福特主义”（Fordism），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通过标准化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通过高资本、高技术的垄断竞争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第三，通过国家干预政策与福利国家制度来调节社会生产的供需矛盾；第四，劳资之间形成有利于维系社会生产的新型谈判机制。
从第三、四个特征可以看到工业时代并不是唯生产力论的，它在小心翼翼，或者说兢兢业业地把生产者绑架到这台剥削生产者的机器上，时刻警惕着从社会生产关系的内部产生这种生产的掘墓人。因此不难看到，在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E. L. von Bismarck，1815—1898）用普鲁士军事化的组织模式来制定商业社会规则，用国家背书的社会契约来保障劳动力的供给。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研究资本主义时，大力挖掘新教精神，来解释为什么在从事“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业同时，个体的追求依然有正当性，以及个体如何最终要依赖于一个理想的官僚科层社会。泰勒也只是把他制定的科学管理方法作为一种工具，而他所追求的精神价值在于生产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要有全面的心理革命，停止对抗，同向而行，协同盈利。
二战之后社会生产的繁荣归功于“福特主义”在工业界的盛行。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它开始运转不灵，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引进和发展的工业化，还是以“福特主义”为基点。因此，后工业时代所接手的工业遗产，往往有这样的空间属性，第一，大规模的厂区是城市中的“飞地”，不仅仅是个独立的生产基地，更是一个自足的小社会。第二，厂区规划是以生产和物流为线索的，空间布局拘束且呆板。第三，单体建筑追求最大经济效能，有结构和造型的简单性，相对于当前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浮夸和虚假，也有一种朴素的真、善、美。这些空间特色中，有着“福特主义”基本的烙印：稳定、逻辑、秩序、理性、恒久……有讽刺意义的是，每当我置身于一个固若金汤、却已经是一片废墟的工厂时，恰恰体会到的是当下社会生产不稳定、没逻辑的现实。
“福特主义”那些理性而稳定的特点，其实是工业社会要实现的现代性所最终要反对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下了定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个论点也是波德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1821—1867）、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齐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哈维（David Harvey，1935—）等人对现代性的定义：短暂、碎片、偶然、流动。这些特征也是信息技术革命以来全球化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有别于“福特主义”刻板的生产方式，一种被哈维称为“灵活积累”式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产业链和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并对消费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冲击，从而在更深远的层次上影响着时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哈维说：“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
由此，我们似乎找到了对工业遗产彻底改造的立足点，那就是进行一场对整体与碎片、稳定与流动、恒久与短暂等矛盾概念的思辨，思辨的目的是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的脉络来升级工业遗产。
从新型时空体验来指导工业遗产再利用
当我们力图从社会生产状态的变化来理解“福特主义”时代生产空间如何在后工业时代已然具有活跃的生产力时，还是要先做一组简单的对比。第一，城市条件的变化：城市从稳定的生产型转化为不确定的消费和服务型；第二，投资条件的变化：资本从固态转变为液态，极其敏感地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第三，资产条件的变化：工业遗产空间从过去拥有持久的重资产的所有者转手到只是短暂管理轻资产的运营团队；第四，组织条件的变化：从科层化的劳动大军转化为流动性极强的合约制的雇员；第五，政策条件的变化：不稳定的政策反而使人学会了从刻板的顺从到投机式的应变的转变；第六，功能条件的变化：空间从生产场所逐渐转化为消费场所。凡此种种，都是当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体现：生产控制从国家调节转化为市场调节；生产过程从标准化转为灵活化；生产地域从集中转为分散；生产组织从垂直等级化转为水平扁平化；生产规模从大一统转化为分散化……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建筑师要用新的时空理念，重新定义被腾空的厂房，同时也会要马上与时俱进地再定义刚刚改造好的厂房。在这种脑筋急转弯的过程中，要清醒地意识到厂房改造是社会生产的再生，不可回避地要通过研究当代社会生产，重新确立一种时间和空间的价值观。
时间—空间是建筑学中最令人混淆的概念。现代主义导师基迪翁（SigfriedGiedion，1888—1968）的一本《空间·时间·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虽然并没把建筑中的时间说明白，倒是通过时—空这对概念，把空间的现代性说清楚了。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要界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空间属性，需要把时间属性同时定义出。而通过明晰这个时空属性来制定设计的方略，与其说是美学的需要，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经济基础所要承载的一个适宜的文化现象。如哈维所说：“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主义在艺术与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过是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与文化上的矛盾，表面上呈现为如何征服空间与如何征服时间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却是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之间矛盾的反映，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上、艺术上和文化上的各种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我所要提出的“贬值的时间，升值的空间”。其前提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假如我们接受鲍曼关于现代性就是流动性的观点，假如作为建筑师的职责是让空间升值，如何论证只有通过让时间贬值才能提升空间的价值呢？
第一，如果空间概念是设置边界的话，空间价值的提升在于其能够摆脱边界的障碍，而时间边界的消失成为突破这种空间障碍的手段。全球化的新经济模式把生产分化到不同的时区，使时差变成生产力，形成环球的不间断的生产、不间断的流通和不间断的消费。这种时间的连续性使时间无刻度化，免去了时间存在的价值，进而提升空间的价值。所谓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真正的意义是消灭空间的边界。因此，在工业遗产改造中，要打破厂区固定的边界。
第二，如果空间概念表现为一种可以产生价值的场所的话，这种场所的升值已经不至于简单地在吸引资本，而在于能够压缩资本循环的时间。以往，打造有价值的空间要依赖于漫长的时间的打磨；而今资本在空间中的寻租时，要力图免除时间的代价，缩短时间的投入，最大化空间的价值。
第三，如果空间概念经常被赋予了某一种功能的话，空间价值的提升在于将功能多元化和模糊化，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空间在使用过程中时间因素的规定性和计划性。空间价值的提升在于将参与其中的时间轴的有序刻度打破，通过时间的无序化、碎片化来突破空间使用的局限性和单一性，使空间内容更有复合性。时间的约束力越小，空间的自由度就越大。
第四，如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话，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下，空间早已向虚拟的方向扩张，形成不亚于现实的新价值。遁入没有时间感的虚拟空间，是对现实时间的一种逃避。现代科技已经越来越使虚拟空间变成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五，如果空间是身份地位的参数的话，传统的空间价值往往依赖于时间的沉淀，而新的价值标准更倾向于有限时间内空间的不断更新，而不是定格在某个凝固的时间点上。当“永恒”概念被短暂的“时尚”取代，迭代的加速度越大时，时间越贬值，空间越有潜力。
第六，如果空间可以用财力、物力、人力的聚集密度来表达的话，这种密度在以往是单一和向心的，而现在可能更集中，但不是单一核心的。空间通过的多核的聚落形态来提升价值，并通过中心化使各个分子在时间上并不同步。整齐划一的作息步调让位于在同一地方的不同节奏，同时性代替了历时性，异托邦代替了乌托邦。
在新时代新生产关系下，时空关系的辩证统一还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来更清晰地刻画出现代性的轮廓：短暂、碎片、偶然、流动、虚幻……
从适用性设计战术来实现工业遗产再利用
从当下新型社会生产条件出发，理解时间与空间矛盾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在现代性的前提下制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设计方法论。我们不妨以林奇（Kevin A. Lynch， 1918—1984）《城市的意象》中提出的五种空间范畴，来归纳这种设计方法论的各个辐射面。
第一，边界范畴：无法定义的时间边界使模糊性成为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时间向度的特征，并由此导致在空间向度上向“淡化厂区边界”方向发展。这个原则几乎是所有工业建筑改造的第一个动作：推倒围墙，让厂区与城市无缝衔接，使城市生活介入园区，园区能量释放到城市。时间的贬值体现在不会再有一块统一的闹钟，来界定生产的时间边界。当物理的空间间隔被抹去，园区的时间也被没有时间限定的城市生活稀释了。
第二，路径范畴：无法确定的时间安排使随机性成为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时间向度的特征，并由此导致在空间向度上向“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方向发展。这个原则是梳理原厂区规划时要清晰把握的。厂区在工业化时代的规划原则是有目的的合目的性，有强烈的工艺和物流逻辑。现在产品生产这个大前提虽然不存在了，但并不等于空间没有生产性，甚至有更大的生产目的性（例如，成为某种专门产业的聚集地）。但这种目的性往往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不需要直白的表达，在空间呈现上需要一种表面上“无目的”的氛围，以有别于工业时代机械、秩序、逻辑的特征。时间的贬值体现在不会再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表，而是有无数都值得参加的活动在时间上的冲突。
第三，区域范畴：无法预知的时间内容使不定性成为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时间向度的特征，并由此导致在空间向度上向“新型空间类型学”方向发展。在新型的园区空间中，在时间轴上上演着变化多端的业态内容。时间的贬值并不意味着时间没有价值，而是表征此消彼长的内容（program）使任何永恒的时间变成短暂。空间设计的最低目标是要适应这种“烟消云散”，而最高目标则是要继承工业建筑所具有的力量感特性，产生一种新型的类型学，把对变化的包容力转化为一种空间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形式化的，但更重要的是机制化，在制度设计上创造前所未有的类型。工业遗产再利用为使用者介入空间设计打开了大门，以至于没有使用者参与的改造都不叫作厂房改造。这种参与不限于内部的私有空间，应该延展到公共空间。时间的贬值体现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活力加速园区时间的迭代。
第四，节点范畴：无法计量的时间长度使延展性成为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时间向度的特征，并由此导致在空间向度上向“环环相扣的蒙太奇”方向发展。一个能够成为城市消费、旅游目的地的工业遗产改造，越来越像是个妙趣横生的沉浸式剧场，使空间的功能设计让位于叙事设计，传统城市设计中的节点营造让位于更有剧情化的事件营造。节点设计变成一个更加复合化、跨界化、精致化的技术，考量建筑师跨专业的运作能力。即使再好的节点，也必然会带来视觉疲劳和麻木。时间的贬值体现在不再存在一个聚焦的时间，而空间必须是个长卷式的散点透视，必须是蒙太奇化的，使节点在环环相扣中不断更新。
第五，地标范畴：无法保留的时间记忆使时尚性成为工业遗产再利用在时间向度的特征，并由此导致在空间向度上向“放大有特色的可识别性”方向发展。随着乏味的千城一面的发展模式令人厌倦，本来也是灰头土脸的工业厂房反而逆袭为一种有格调的时尚。在当今城市格局中，每一个工业遗产都有充分性可以成为一种地标。但要实现必然性还需要对之设计特色有更苛刻的要求。地标的表现形态不一定是个体的，可以是区域的；不一定是垂直的，可以是水平的；不一定是实物的，可以是事件的；不一定是白天的，可以是夜晚的；凡此等等，不断地更新时代条件下地标的定义。在资本需要在特色空间中寻找到投资对象的时代，场所的特色塑造变得极其重要，因为它所塑造的本质目标是个体（或准确地说是被投资者）可辨别的身份。但这个身份不会是固定的，时间只会给投资双方提供一个吝啬的窗口。时间的贬值体现在时尚这个魔咒，它一方面刺激了创造力，另一方面又会使设计师迷失。
结语：挑战与应战
从马克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教诲出发，来理解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设计前提，是自觉地站在空间的社会生产角度来思考建筑的立场。“贬值的时间，升值的空间”对偶，使一种积极的改造策略，既源于时代的时—空观，又针对时代的使用者。
对这种所谓的“时代的时—空观”的最好总结，是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观点：“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这个社会现象对人类的当下生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正如哈维所言：“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一种使人迷惑的和破坏性的影响。”这种挑战带来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使我们不得不接受易变性、短暂性、可传播性这些概念作为设计的上位条件，不得不对接力到手的坚固遗产进行灵活性的改造。
然而我们必须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应对这个时代的现象，因为工业遗产再利用不仅仅是针对着产业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要容纳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就是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1957—）提出的“创意阶层”。经济活动的主体还是人，人在选择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当今的年轻一代都会加入创意经济的劳动力大军，传统的产业也会加入创意经济之中。而每一种经济形态，除了有其内在的空间生产模式外，还不可避免地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所以工业遗产的再利用，也会渐渐地从早期版本的低租金模式，转移为高物业成本，而其中的代价是使用者为身份认同所付出的。佛罗里达《你的城市是谁？》（Who’s Your City?）的副标题就是“创意经济如何决定了你去哪里居住：你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把居住地的选择作为和选择职业、配偶等同重要的人生三大选择之一。从城市推及区域，由车间改造而成的Loft式的办公空间、消费空间、居住空间，既是创意阶层的首选，也是选择了他们的风险投资人的首选。所以，这种选择也已经不是趣味使然，而是社会经济使然。
回到立论的基点，也是我们从事工业遗产改造的起点，就是一方面要找到建筑空间生产背后社会生产的特性，另一方面又要找到这种社会生产所带来的时代文化的特征。这两个前提是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设计方法论的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