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督”刘晓都

文_ 周榕 知名建筑评论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假如没有孟岩，就没有“都市实践”大量杰出的设计；假如没有王辉，就没有“都市实践”对于知识意义的自觉探索；但假如没有刘晓都，就没有“都市实践”。

“都督”，是与刘晓都过从甚密的一批青年建筑师对他的昵称。而对于“都市实践”来说，刘晓都扮演的是不可或缺的“大都督”的统领角色。孟岩与王辉，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想主义者，心中各有其不容惊扰的乌托邦之梦。沉浸于梦的建筑师，可以是伟大的诗人、学者、或精神领袖，但却未必适宜在“都市实践”这种全域型、全栈式设计机构中担当把控全局的运筹统帅。从全方位能力素质综合考量，在“都市实践”的三位创始人中，或许只有现实主义者刘晓都堪此大任。

肇造之初，“都市实践”一个最了不起的认识，就是把城市视作综合性的资源组织平台。因此“都市实践”没有像常规的建筑事务所那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设计方案的生产终端，而是自我定义为一个城市资源的综合组织枢纽。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都市实践”对中国当代建筑生态的最大贡献，就是用“组织”拓展了“设计”、用“组织”超越了“设计”，甚至用“组织”替代了“设计”。

用“组织”取代“设计”，绝非抽象的概念和语言，而是扎扎实实的系统流程、事无巨细的运营指挥、不厌其烦的协同配合、见招拆招的因应判断、以及拳拳着肉的行动反馈。如果说，“设计”所描摹的是对乌托邦世界的想象的话，那么“组织”所编织的，则是现实世界的经纬肌理。较之追求纯化、抽象化的创意形式和意义结构的“设计”来说，“组织”更富于具体、特殊、复杂、多样、矛盾的社会重量与在地质感。

在现实主义者刘晓都眼中，城市资源组织没那么多的诗性挥洒与画意涂抹，反而更像是厨师在侍弄一锅沸腾的卤煮——忍得下现实的种种腥臊，不怕烟迷眼、油污袖、血沾鞋，洞悉各路牛鬼蛇神的挑剔口味，才能根据当下可用食材创造性地调和鼎鼐，烹饪出独一无二的人间至味。

如果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改造”视作一锅小火慢炖近十年的“都市卤煮”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主厨”刘晓都“城市烹饪艺术”的妙处所在。恰如卤煮所用食材多为猪下水一样，这个设计任务可供建筑师下手的地方，也大多是基地原有旧厂房、仓库和宿舍楼之间剩余的“下水型”边角废料空间。烹制以下水为主材的卤煮，当然需要与安排法式大餐迥然不同的营销手段：既然不能靠高档食材的本味和优雅精美的摆盘取胜，那么不妨换一种吸引食客的另类思路——着力渲染各色下水“乱炖”在一起的“撞味”之香，以一种混杂牵缠的霸道感官刺激先声夺人并令人欲罢不能。

细观“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改造”，与“都市实践”其它绝大多数设计迥异其趣：总体看上去并无清晰统一的结构，也没有太多精致打造的细节，然而徜徉其内，却能从藤蔓纠葛、掺杂互渗的一处处画廊、书店、咖啡厅、酒吧、工作室和设计商店等文化创意场所中，真切感受到蓬勃蒸腾的生态活力。在此，建筑师采取了在原本规整的城市肌理上，小尺度逐点加料填充、长周期分区渐次增兵、多样化内容场景配置的“都市乱炖”型资源组织策略。乱炖之“乱”，意味着多样空间；乱炖之“炖”，意味着足量时间。所谓“都市乱炖”，就是充分利用多样空间和足量时间来汇聚和化育城市因缘，让城市资源组织酝酿酵化、把生态效能发挥到极致。

当设计升级为组织，当组织升级为生态，建筑师的角色扮演也必须从生产者升级为组织者，从组织者升级为生态中枢。“城市+设计”，曾是“都市实践”创业期的核心竞争力；很快，“都市实践”就意识到“城市+组织”是自己更重要的价值所在；那么在即将开始的下一个十年里，“都市实践”能否从设计平台、组织平台顺利升级到一个崭新的生态平台？能否以一种更开放和更谦逊的价值态度，吸引并邀请更多的新生代创意力量，加入到已在大生态环境中占据优势生态位的“都市实践微生态系统”中？能否顺应因缘，不断加速自身的思想和组织进化？……这些问题无不考验着“都市实践”的组织核心刘晓都的战略智慧，也决定着曾经的城市弄潮儿“都市实践”在未来的宏观走势与历史成败。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过往的二十年，“都市实践”已经尝试过种种或巧或拙的“攻城之法”，而作为一个视野广远、思谋深邃的战略家，大都督在未来的进化境界，应是兵不血刃，而十年胜局已定。

运筹帷幄，何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