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份，在广州通往佛山的高速公路旁，一栋名为“万汇楼”的住宅小区悄然落成，因其外形借鉴刚刚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福建土楼，设计者又将其命名为“土楼公舍”，在珠江三角洲每天都在疯长的高楼大厦群里，这栋低矮的圆筒楼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但是，在西方人的建筑展览会上，它却受到了格外的注目。
在中国超常规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家大剧院、鸟巢这样炫目的现代城市建筑已经无数次地出现在西方博物馆的展台上，但这一次，万汇楼却像是一个意外，它原本只是一栋专门为为城市低收入者建造的廉租房，真的具有建筑学意义上的创造性价值吗？
10月3日，在美国纽约库伯-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个展开幕式上，“土楼——中国的低收入住宅”被单独展出后，《纽约时报》刊出长文，称赞“建筑创造力的爆发已经从宏伟的奥运场馆、光鲜的办公大楼延伸到了低收入住宅，这足以让美国人称羡不已，因为整整一代美国人都没有将公共住宅做为一个严肃的话题来反思了。”
相对于设计者对古老中国民居的创造性利用，西方人更好奇的是，中国的建筑师在为那些穷人盖怎样的房子？如今，疯狂生长着的中国城市，隐藏在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那些边缘人的居住需求给了建筑师们试验公共住宅最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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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
现实中的万汇楼，并没有展览会上那样引人注目。嘈杂的广佛高速公路、一个叫四季花城的花园小区、一家纸板厂以及一个混乱的城中村将它包围其间，在这个空间结构里，它更像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主体，它周围的这几样东西，才是这个国家过去30年来创造出的最典型的景观。
高速公路早已将珠江三角洲连成了一片，你分不清楚哪里是城市、哪里是农村；工厂吸纳着无数青壮年劳动力，在流水线上创造着利润；而在利润的再分配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行业，被用来在城市里兴建着一片又一片花园洋房，正是这些花园洋房一步一步地吞噬着中国特色的城中村，创造利润的底层劳动者也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
万汇楼是设计者是深圳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都市实践的设想中，这是一栋为城市里的劳工阶层设计的建筑。开始做方案之前，设计师刘晓都还特意去了一趟自己公司里负责打扫卫生的阿姨的住处，拍了一大堆片子回来。30平米的房子，摆上四张床，拉上布帘，四对夫妻一起住，公共厕浴，没有厨房。“他们为了攒钱，把城市当成临时居所，这个临时概念支撑着他们在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环境下居住下来，他们是在忍受生活，住得毫无尊严。”刘晓都说，最初的万汇楼原本是为这个群体设计的，希望他们能够花同样的钱，更有尊严地住在城市里。
但是，当房子盖好后，蜂拥而入的全都是那些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和公司的小白领，他们迅速地占据了这个小区。万汇楼管理处的李程辉告诉记者，7月15日开始招租，不到两个月时间，300多套房子就全部租完了，租客的平均年龄不到26岁，80%以上都是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外贸公司的跟单、教音乐的家庭教师、在淘宝网开网店的小老板诸如此类的从业者占据了大多数。
管理者在小区的入口处刷了一个巨大的标语“暂栖万汇楼，且待冲天时”。“所有的苦难都是一种财富，尽管当时我们是如此憎恨它。”整栋楼里，贴满了诸如此类的励志格言，培根、爱迪生、歌德的话将这里装饰成了一个励志家园。这样的改造不仅让管理者感到自豪，更让旁边四季花城里的住户们感到放心，这里并不是乡下来的打工者聚集的地方，而是有文化的年轻人在租住。
但是，这样的改造却让刘晓都有些沮丧，他所期待的住户并没有住进来，却被这些小白领占据了，因为低廉的价格，他们甚至一个人就把一套二居室的房子租了下来，这样的状况让这个温和的建筑师甚至有些愤怒，“这根本不是为他们设计的房子。”
“他们这个群体，在父母家的时候，住的可能是200平米的房子，他不觉得现在住这样的房子有什么了不得的，但是，你要是给那些真正需要这些房子的人住的话，他们从那样糟糕的地方搬到这里，会觉得生活一下子美好起来，像人一样地生活。”刘晓都说，他原本的目的是让那些常年在恶劣的居住条件下忍受生活的劳工阶层能够因为住所的变化而感到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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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地排斥
虽然万汇楼的入口处挂着政府部门制作的“城市低收入住宅试点项目”的标牌，但是，当记者问及收入时，几乎所有人都极其厌恶别人将他们称作低收入者。在跟记者聊天时，一个刚刚搬来的小姑娘，用夹杂着英语的普通话极力地表明着自己不同于那些底层的打工者，在回答记者“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来住的时候，这个小姑娘直言不讳：“因为这里价钱比较低，却不是出租屋，不用跟那些民工一起住啊。”
不管是租户、管理者都固执的排斥着设计者原本设想的居住群体。事实上，都市实践设想中的那个群体也是不大可能来这里租住的，他们需要天天按时上班，但从广州市中心出发，如果坐公共汽车，通常需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这里，万汇楼所处的地段甚至已经不属于广州市的范围，只能算是广州和佛山两个珠三角繁华城市的夹缝地带。
选择这样一个远离城市的偏僻角落，事实上是出于无奈。万汇楼的开发商是实力雄厚的万科地产公司，作为公司的第一个廉租房实验项目，原本选址是在深圳市区著名的中式住宅小区“第五园”的旁边。“第五园”是一个占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每平方米住宅单价超过万元的高端人群住宅小区。
2006年初，当媒体披露了万科打算在“第五园”内建设第一个廉租房项目时，这个给穷人租住的、能容纳上千人的大集体宿舍立刻招致了“第五园”业主的强烈反对。起初只是在业主论坛上的议论，诸如“廉租住宅项目必将严重影响到第五园业主的生活质素，严重影响第五园小区形象，大大降低第五园的物业价值”、“这样一来，第五园的房子就没那么昂贵了，不过是个靠近贫民区的别墅而已，第五园的买家们就等着贬值吧”的声音此起彼伏，后来网络上的抗议变成了实际行动，在这些豪宅业主们声势浩大的集体反对下，万科取消了在深圳市区建设廉租房的计划，而只能选择广州郊区一个偏僻的边角地块进行实验。
“这事实上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刘晓都说，特别能体现中国社会已经从无产阶级走向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最在乎自己的财产，而且希望自己的财产升值，保值，不希望旁边住的是比他层次低的人。
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过，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开始建立，他们迫切要求他们的住所能够充分表达他们的社会身份而拒绝与低收入人群的混居。种族与阶层的分离政策，在全世界都遭到了唾弃，但是在中国，阶层的分离成了被宣扬的事情，“在我们跟开发商探讨设计方案时，为了避免层次不高的人混入高端住宅，大房子跟小房子不能混在一起的要求都能够堂而皇之的提出来了。”刘晓都说。
而政府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去约束这种不合理的抵制，政府虽然也曾做出过90平米以下小户型配比开发的住宅政策，但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却遭到了从消费者到地产商的广泛抵制。在现实的中国，土地政策和住宅开发政策导致的大型封闭式的所谓花园住宅小区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标准。记者在万汇楼采访时，问及被访者心目中的住宅理想时，花园洋房几乎是唯一的模板。
地产商们标榜的“花园洋房、名车名校、孩子去外国读书”这样美好的生活图景诱惑着每一个人，也疯狂地透支着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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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的价值
纽约库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的策展人玛秋达为今年展览设定的主题是“中国的居住”。当她来到中国寻找展品时，那些看起来具有艺术价值的住宅大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成功人士设计的豪华住所，由于种种原因，展览规模被缩小，玛秋达最终只保留了这栋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住宅解决方案。
对于传统民居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它所承载的社会意义，让土楼公舍赢得了美国人的赞誉，但是，在国内，不少建筑师认为对于福建土楼外型的模仿被认为仅仅是个噱头而已，没有什么建筑学上的创造性价值，土楼的圆形外观设计最大的出发点缘于防御性的需求，并因此部分牺牲了采光、通风等基本的居住条件。如今，在现代城市里建造住宅，还刻意沿用土楼的外观和基本构造，炒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建筑价值，这样的住宅尽管标榜为低收入者设计，却并不具备复制推广的价值。
对于这些批评，刘晓都说，设计之初，很大一个出发点在于创造一个自我完善的系统，其内部已经包含了饭馆、商店、健身房、图书馆等小型公共设施，这样能保障它可以放在任何地方，而对周围环境的要求做到最低，才具备所谓的可复制性，而客家土楼的圆形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表现的公共空间的凝聚力是现代住宅设计所缺少的和需要挖掘的价值。
在刘晓都看来，真正的廉租房建设本质的问题在于能够最大限度的见缝插针，将城市中心的边角地块利用起来。土楼公舍所在的金沙洲社区如今是广州在建的最大新社区，市政府投入15亿，住宅总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共6000多套，大部分都是为城市低收入者建设的廉租房。
广州的社区有为精英提供的豪宅区、有公务员小区、有白领聚居区，现在又多了个贫民居住区，虽然这样大规模的廉租房小区建设计划，在一开始就遭到了诸多指责，但贫富分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任何一个建筑实体的实现几乎都是建筑设计师不断向现实妥协的结果。虽然一直期望能够在城市的中央建造一栋低收入者住宅，但是，最终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开始试验，刘晓都说，这已经让人满意了，他所在的都市实践事务所10年来，已经做了200多个项目，如今终于碰到了第一个低收入者住宅项目。
虽然最终的选址不甚如人意，但是即使是在庞大的金沙洲社区，如果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住宅是低成本、粗制滥造的产物，缺乏建筑学意义上的追求，用不了多少年，这里将会形成新的城中村，重复着拆迁、重建的过程。
“土楼公舍仅仅是给低收入者住宅的设计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唯一的。”刘晓都说，我们期望将土楼公舍设计成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建筑。它一方面表达了劳动阶层同样应有的尊严，另一方面期望引起公众对低收入人群居住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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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宅需要反思吗？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型民居建筑“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消息曾经占据了中国各大媒体的头条，但是，很少人知道，与福建土楼一起入选的还有德国柏林的6处“社会保障住宅”，这些房子是1913年到1934年间，由德国政府出资，现代派建筑师们在柏林市内专门为低收入人群居住设计建造的集中住宅区。
这些经典住宅诞生的背景，正是恩格斯那篇著名的《论住宅问题》所研究的历史阶段，在考察了19世纪末期欧洲大城市“住宅缺乏”的问题后，恩格斯说：“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大工业的条件和以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结队拥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
德国一百多年前急速城市化的后遗症之一——住宅缺乏，如今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重现。但是，今日中国的住宅问题，无论其广度和深度，都要比一个多世纪前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广泛得多，复杂得多，影响也大得多。
2005年夏天，记者在郑州曾经采访过已故的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那个时候，他对中国的建筑师充满了羡慕之意，他说他们是最幸福的，年轻、可以自由的学习西方，却又在中国有着最好的试验场，因为中国的建筑师要解决这么多人的住宅、生活空间的问题，这会有许多难题，他们可以创造历史。
对于年轻的中国建筑师，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们也充满羡慕，中国人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实验和反思公共住宅。但是，在这个被西方人羡慕的建筑试验场上，像柏林的“社会保障住宅”那样可以载入史册的建筑最终能够诞生吗？
1999年，刘晓都和他的两个同伴孟岩、王辉在中国最大的“一夜城”深圳创办了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在那之前，他们在清华大学接受过中国最好的建筑学教育，然后又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建筑学，但是，当他们返回中国时，却已经有些看不懂这个国家。
在迈阿密大学读书时，刘晓都两年半研究生课题的两个项目都是低收入住宅，毕业设计同样是低收入住宅，“关注穷人的居住问题，在美国大学的建筑系里还是占据里很重要的地位。”刘晓都说。
但是，在中国，从政府、开发商到大学里的建筑学教授以及普通市民，花园洋房、封闭小区、贫富分居，几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所有中国人共同宣扬和向往的居住理想。在强势资本的肆虐下，我们的城市照实地表现出极端资本主义浅薄的形态，固有的生活共同体被一步步撕裂。
对于美国建筑师们所说的美国人缺乏对公共住宅的严肃反思，刘晓都说，他理解美国人的遗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社会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在建筑学领域，有一大批人在关注穷人的福利，一直倡导“社会住宅”（social house），要求政府大量投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居住保障。
但是，这样的试验后来几乎全部都沦为贫民区，整个建筑界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几乎每个人都有钱买房了，虽然事实上仅仅是有能力贷款买房，但毕竟缓解了劳工阶层的住宅问题，所以，在大学校园里，也就没有太多的人真正关心这个话题了，恩格斯当年所说的工人住宅问题，似乎被资本主义本身解决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中产阶级的大面积破产，让“社会住宅”的反思再次在美国出现。而对于中国来说，超常速度和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庞大的劳工阶层、贫乏的土地资源这些现实难题，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所遭遇过的，对于公共住宅问题，目前整个社会所投入的精力和智慧与这个时代需要的严肃的试验与反思相比，还远远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