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URBANUS都市实践成立20周年，我们从最开始就认定要从社会视角来理解设计在当代中国中的社会作用。
设计能不能反映当代社会？这并不是为设计去贴上某种标签，或者背离了设计本身所服务的内容，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说辞。不需要把任何一个设计问题联系到一个社会问题，很多设计并不具备这种条件。然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这个习惯，使我们自觉地把设计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这是在日常工作中的一种条件反射，甚至看别人的设计时，也愿意从这角度来想。
我很想用我在一年中写过的文章作为一个主题来做建筑档案，其他人做的档案往往是关于项目的，这比较符合建筑师的身份，但我认为这种方式更符合我的身份。其它的网站和杂志也很难是这么一个档案平台，能够反映出我这种作为建筑思考者的写作身份。所以我们尝试一下，以我一年内写过的文章为主题，以写作者、而不是建筑师的身份来做这年底总结，以年为单位来总结我阶段性的思考。和我们做的杂七杂八设计一样，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是杂七杂八的。到了年底，就有必要把这些零散的内容聚集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杂志的形式，看看背后有没有统一的思考。这样做，相当于做一本杂志，虽然文章内容都不聚焦，但杂志总还有一个立场、观点和风格的定位，所以不同的文章会有公分母的。
我是建筑师，拥有一种职业本能，即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建构性的思维。我写文章很重要一点便是我要建构出一种认知社会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惨白的，说教的，而是有观点、有内容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完整体系。
王辉2018年读过的一百本书
《社会关系再生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生产》
今年我给《时代建筑》杂志写了篇题为《社会关系再生产视角下的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生产》的文章。我把园林问题结合到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层面上去思考。现在中国从事园林研究的老师很多，也很有成就，而我对园林几乎没有涉猎。那为什么我还能有资格写园林？恰恰是因为别人谈论园林时，更多是从空间、情趣等方面进行解读的，而我所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园林最大的意义是在什么？实际上园林的主体是中国古代文人。在造园圈子里有这样的说法，在园林的功劳上，匠人最多只能占三分，而七分是归主人的。实际上园林是服务于它主人的一个量身定制的产品。
中国古代很多园林的主人平时不会去园林，要把园林闲置在那个地方，当他有一种心情的时候才去。这相当于去和一个恋人幽会。通过这些造园主人的人格可以定义出古典私家园林的特点：在“仕隐合一”的实用主义思想下，在这个作为隐逸的理想空间里舒坦地喘一口气，其目的还是为了在窒息的社会生存中能够憋住一口气。
园林生产承担了主人在现实空间中能够继续生存的职责。这个“不仕”空间的生产目的是再生产出了能够在“仕”空间里从事生产的主人，因而园林是典型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这不同于后来越来越大众化的园林，变成用来吃饭唱歌之类的会所似的场所，一开始园林还是比较神秘的，用来陶冶性情，逃避现实。
在清华上本科时做的园林笔记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活得很痛苦，但又不能做一些极端的事情，那么他应该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呢？如果在某个时段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诉苦，一切痛苦都暂时消失殆尽；再回到痛苦的现实中之后，又再来一次痛苦的消除，如此往复。这个状态是什么呢？按政治经济学观点，这就是有劳动力的再生产。今天我们有很多设计都是花在如何让劳动力的痛苦得以缓解上，比如休闲、娱乐和消费，其实都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来论述中国古代园林就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
在清华上本科时做的园林笔记
园林符合异托邦的定义，异托邦是一个与现实社会平行存在的世界，但又仿佛毫无瓜葛，它不是乌托邦。
乌托邦是现代社会往前发展成的一个更理想社会。乌托邦是想象中的不存在，而异托邦是真实中的存在。如何用异托邦的概念来理解园林？在这篇文章中，我比较注重时间生产的方法，论述了时间生产在园林中的作用。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古代园林与现代社会有什么关系。一旦理解园林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有效手段，就能够用空间生产来平衡这种反社会的思想，同时又能够给这种反叛留出一定自我释放的空间。要想实现这种空间，还需要有一整套时间生产的机制，因为时空是互相关联的。研究出这种时空原理，才能发挥园林在当今社会的使用价值。
《从文物到博物》
2017年学界隆重纪念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发现佛光寺东大殿80周年，《建筑学报》组织了一个建筑文史专家在佛光寺的现场讨论会。2017年末，王骏阳老师和黄居正老师一起组织了八位实践建筑师来讨论佛光寺。我理解其初衷是从建筑师眼里看佛光寺是什么？因为前一场的讨论者都是从事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最开始时，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两位老师给的题目不够清晰，中途我们也讨论过一次，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选题的方向差异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人把自己变成比历史学家还历史学家来研究佛光寺，也有些人则站在一些基本的建构元素角度来研究。
我在提出我的写作出发点的时候，其他人也不太理解，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应该站在批判现实主义角度来论述一件有现实价值的观点。客观来说，在八位建筑师里，我在古代建筑方面的训练应该是最好的，接受过科班的古建训练，但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对什么感兴趣？之前我做五龙庙环境整治设计时，做的是如何活化文物的工作，让文物不再是死的东西，而能够在当今社会中有它实用价值。
文物在当今社会里往往是一个被供奉起来的对象。在当今商品社会中，甚至变成一个投资的对象，保值的对象。这意味着文物被异化了。博物是什么？就是不那么对象化地看待文物，而是把文物变成个知识体系，对于像我这样愿意消费知识的人，文物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消费，因此文物完完全全可以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文物就是culture heritage，而博物则是culture of heritage。我认为我翻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反而加深了我对博物的理解。
佛光寺东大殿速写
如何对待遗产，或者说如何形成一种对待遗产的文化？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事，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我所做的工作的一次再深化的总结。我对五龙庙的贡献是在一个孤立的庙宇环境中建构了一个知识场景，把庙变成一个开放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博物馆。很多人会质疑这与龙文化有什么关系？与乡村生活有什么关系？的确没关系，不过这并不会有任何影响，我通过营造知识情景，使单调的庙变得丰厚了，游人来了后不会感觉特别单薄。层次多了之后，便会自然而然地激起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五龙庙，我隐约体会到了这点；到认知佛光寺的时候，我更深刻的感觉到作为中国古代至高无上的瑰宝，佛光寺的知识情境太单薄了，无以激发出更多的情感。
如何让国宝在我们这代人保存下来，使下一代人能更好地使用它，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完成这个使命很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把国宝完全封闭，而应该把它进行开放，让它有更多的展陈价值。我们应该围绕国宝打造新的知识情境，使更多人对国宝感兴趣，也使国宝显得更神圣，让人面对国宝时产生更加敬畏的心情。即使佛光寺具有这种先天条件，但还不能够让人产生足够的敬畏感，所以我们需要对展陈方式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的文章借助了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讲的两种价值，一个是崇拜价值，另一个是展陈价值。
任何一个文化作品，艺术作品必然有原先产生的原因。例如我们现在看佛光寺，没有人能带着一种拜神的心态去欣赏，更多的是去看建筑，因此原本的礼仪价值没有了，但并不等于没有其他艺术价值，尤其是它的展示价值。这是本雅明文章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脱离了初始的环境，艺术作品原来的光环便消失了，所以原来的艺术家所想象不到的事会发生，由于它大量的机械复制，使艺术作品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接受，而不是被少数人垄断。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崇高的道德追求，他们最重要的社会理想是让广大人民能够成为社会的主人。
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当前中国文保未来的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应该为中国文保工作走向大众参与探索开辟一条理论路径。我在做五龙庙项目，以及近期其他文保项目时候，实际上都是在与保守的文物保护观念进行非常尖锐的斗争。
哲学家有他高明的地方，因为他们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概括总结，寻找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的方法。哲学家提出的是源思想，你所考虑到的事情，哲学家都考虑到了。但问题是，哲学家不在我们身边，不能每天进行指导，你无法代表他说的话，所以要靠个人强大的悟性。如果做任何事情都去进行主观思考，就会特别累，很多东西是被迫的思考。
最近我做文物项目比较多，我需要去捍卫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直觉理解：文物必须要被活化，文物必须要走到日常生活中。虽然很多老师也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但还是要面对一些保守势力，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所以我往往是被迫地去找到一个批判的工具，凭一种直觉，能从杂七杂八的文献中找出一些有用的工具。
《带着海德格尔去烟台山》
这是我为万科福州烟台山项目写的一篇推文。这个旧城复兴的项目是我和中规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一起规划的，难度很大，难点在于大家对“风貌”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当你捍卫的东西和反对你的人都在用一样的名词的时候，它的内容是一样的吗？我始终认为那些比较守旧的人对风貌的理解更加局限在物质化层面。我对风貌的理解除了物质化层面，更重要的是风貌跟人的存在感有什么关系。因为当今社会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社会，而是一个有人存在的物质社会，并不是说能生存就可以存在了，人们还要有归宿感，要有居住者和居住地之间的默契。这就是海德格尔在现象学层面上对居住的理解，他基本的思想就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的情愫，这就与我对风貌的理解非常接近了。
烟台山项目
海德格尔说：“此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领会，一切领会在某种领会活动之中有其存在。”单读这句话，无论你如何研读，也无法弄清楚其中的道理。但是我通过一个活生生的设计题目，一下子就理解上面这段非常绕口的话了。只有在用心地领会其中的存在，享受领会所带来的存在的快乐，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只是阅读无法真正理解书中的奥义，最重要的是当你碰到一个现实项目时，突然感觉到不应该去做项目表皮的东西，而是上天给了你一个机会去触及深层的东西，你就有了一种要去了解深刻的思想的诉求。这时你要拉上海德格尔的手。
海德格尔特别复杂，是精神上的奢侈品。但实际上他的写作并不晦涩，而且对现实生活有很强大的指导意义。作为建筑师，我们应该借助这些人类思想的高端成果，应用到现实社会里。
烟台山夜景
《直角之诗-柯布的密码》
这是我为即将出版的《直角之诗》的中文版写的导言。柯布的世界观是怎样的？我看了苏黎世高工教授弗格特（Adolf Max Voget）写的《勒·柯布西耶: 文明的野蛮人》（Le Corbusier, the Noble Savage）一书，很受启发。
在这本书中，他讲到了卢梭对柯布的影响。顺着这个思路，我拓展了他的观点。弗格特只讲了自然主义思想对柯布的影响，但我更倾向于理解卢梭完整的思想与柯布完整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回到对“野蛮”的认知，不仅仅把它放在自然主义的视角上，还要还原到事物的原本主义。由此联想到柯布新建筑五点中底层架空后在地面上留下的是什么？传统观念中大家认为不就是自然绿地么？这过于浅薄了，它更本质的意思是归零，让人类重新起源。
当然，人类没法重新起源。那么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更加理想？这使问题又回到另外一极，柯布想要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塑造一个他认为是理想的社会？马赛公寓就是这个社会理想的原型，我们往往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户型做法，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体系。由此我联想到卢梭的另外一本书《社会契约论》，卢梭让每个人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由出让给能保护个人的利益的契约社会，它有更大的力量帮助实现个人的福利。这与跟柯布讲的共同体是很相似的。
与柯布西耶《直角之诗》原版19张独立页的合影
柯布还有一些迷信思想，痴迷于炼金术，于是我也找了这方面的阅读材料，去钻研这方面在柯布作品中的表现。通过这些思考去还原一个伟大的建筑师，让我得到一个观点，他必须对世界有充满感情的博爱，必须对社会有充满批判的理念，必须对自己有不懈的要求。柯布并不是某一个建筑做得很好，而是他所有的作品加起来以后所代表的整体非常好。这也是我读《直角之诗》后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我认为这个启发非常有意义，所以打算把它变成对柯布这本书的一个导读，与更多的人分享，使其他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主义和现代性。
关于《直角之诗》的讲座_中央美术学院
一个柯布可以有一千种理解，没有统一答案。我的另外一个视角是从日常生活写柯布，涉及了他的一些八卦，一些爱好，一些迷信。
《直角之诗》中蕴藏着三把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绘画之匙”，柯布的绘画和建筑设计是在不断更迭的交互运动中，但那牵着钟摆的索是恒定的，这个索就是柯布在绘画和建筑中所思考的同一个问题。
第二把钥匙是“情感之匙”，《直角之诗》出现了大量的女性酮体，这也是柯布绘画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它们是符号化的，指向柯布的情感世界。当然，这个情感世界不是狭义的关于他的风流韵事，而是广义的对世界的一种情怀，这也是《直角之诗》所要表述的柯布世界观。
第三把钥匙是“二元之匙”，在《直角之诗》中，紧随着A所描述的人类活动的前提——环境，B与C刻画出人的两面性——灵与肉，D则是让人类活动生生不息地持续下去的秘诀——炼金术式地融合。在灵与肉的争夺中，正统的天主教总是提倡灵的胜利，世界总是被表达为一个萃取的过程。这样的思想一直是堂而皇之的正统，它一直在危害人类的生存过程中所学会的和自然共处的有机进化原则。所以当B+C=人，回到A，A与（B+C）又是一重二元融合。“二元论”无疑也带来了符号的神秘性，使解码的人无以精准地解析编码的人制造的“能指”所影射的“所指”。
这三把钥匙，让我认识到柯布的绘画是他思想的布朗运动，柯布的情感世界是他创作的无尽动力，柯布的二元论观念是他思维的轨迹。基于此，柯布总是通过不断重复的符号化的图像来图解他的世界和世界观。这些图像是理解《直角之诗》的几扇大门，借助三把钥匙可以打开它们，让我们更好地读懂《直角之诗》。
关于《直角之诗》的讲座_同济大学
《贬值的时间，升值的空间》
这篇文章出现在即将出版的UED为我们做的专辑《都市·共生》里，针对近年来我做过的工业遗产再利用项目的心得体会。时间-空间是建筑学中最令人混淆的概念。现代主义导师基迪翁（Sigfried Giedion）的一本《空间，时间和建筑：一个新传统的成长》，虽然并没把建筑中的时间说明白，倒是通过时-空这对概念，把空间的现代性说清楚了。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要界定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空间属性，需要把时间属性同时定义出。而通过明晰这个时空属性来制定设计的方略，与其说是美学的需要，更准确地说是如何理解在当前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和方向。
作为建筑师，要了解现代生产机制如何反映到空间和时间上。最近我阅读了大量的关于现代性的著作。我们天天讲时-空，到底什么是时-空？我认为它应该与社会经济关联，与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关联。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下了定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把自己定义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能够自觉地用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来分析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马克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教诲出发，来理解工业遗产再利用的设计前提，是自觉地站在空间的社会生产角度来思考建筑的立场。“贬值的时间，升值的空间”对偶，能产生一种积极的改造策略，既源于时代的时-空观，又针对于时代的使用者。
《非正式密度：如何用建筑设计植入社区的趣味性》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AD》杂志上。所谓“非正式密度”，是相对于那些决定了一个区域的正式的、主导的、占优势的人口密度而言，并非主流的密度。但它们带有更有生命力的因子，在系统的未来演绎过程中，会促使系统产生变异，乃至基因突变，由此产生由内到外、自下而上的系统更新。这种“非正式密度”不是催化剂，而是要参与化学变化的反应物，它会逐渐置换系统的内涵，最终达到有机更新的目的。
在一个区域人口中，从职业角色来讲，往往同一片区域所居住的人社会地位也不会有太大差别，忽然间住进几个另类（比如说教授），这些人并不构成这个地方的一个正式的人口密度。但是这些人对这片区域的转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大栅栏地区，因为现在的居住人口并不理想。他们自身的素质和所从事的行业，与大栅栏地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不相配。我不赞成把人驱赶，所以很希望通过介入非正式密度改变和影响这片区域的人口构成。
我们通过案例来讨论几个战术性问题，第一，如何在非正式密度不明显的时候显现它，并且把它转变成一个虽然量小、却很抢眼的战术；第二，如何让非正式密度被社区接受和尊重；第三，当非正式密度介入后如何与原住民之间形成融合，形成一个良好的利益关系。
我们深信复兴城市老街区就是让这个街区变得更有趣，要将手工艺者重新锚固在旧街区,用他们的生产来带动社区的活力，用他们的存在带来社区的特色。在这几年的改造中，许许多多的同行们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使这个“非正式密度”逐渐地基因突变成了“正式密度”，它让人们看到了这个区域城市复兴的曙光。
书读百本，其意自现
2018年我至少读完了100本书。当把读书理解成一个必要的动作时，不需要刻意去追求精或不精。精读并不等于说书中的每句话都要完全懂，单纯的精读是没有意义的，你顶多读懂这本书，但到换另外一本书时，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认为，当达到一百本的阅读量时，可能才是实质意义上的精读，这本书中难以理解的问题，可能在另一本书中找到答案，把这些事全部串联起来，就变成了所谓的“精”，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从不认为一个人能完全读懂一本书，就像这世界上人和人之间永远不可能存在一个正解。正解是非常偶然的，甚至不存在，误解是永远的，但是误解构成了一个体系。读书是用体系去消化世界。
王辉2018年读过的一百本书
成为真正的建筑师
我希望改革开放40年能够给中国人民造福，能够使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当代社会最关键的原始积累。如何让这来之不易的原始积累不被不当的社会生产方式挥霍掉，建筑师在其中还是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建筑师是社会的一个操作手。我是站在宏大的建筑生产角度去分析建筑师的所作所为。这件事不关乎建筑设计技巧，不关乎建筑设计灵感。但反过来，建筑师还是要拿建筑作品说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能只靠说就变成了大师，还是要在会欣赏、会批判、会理解的前提下，会做设计。
本文于2019-01-30发表在建筑档案公众号
建筑档案对话王辉丨一个爱写文章建筑师的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