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城重生：城市共生下的深圳南头实践
Village/City: Coexistence and Regeneration in Nantou, Shenzhen
作者 孟岩 林怡琳 饶恩辰
期刊 TA. 2018(3)58-64
摘要 深圳南头城作为历史古城与当代城中村的共生体，背负着两个相互掣肘的命题，发展受困。文章从反思其发展定位入手，强调尊重历史的原真性和空间文化层积，提出由点及面的渐进式激活、以城市文化事件驱动古城复兴的发展战略，并为古城量身定制了六项城市再生计划。2017年借助“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主展场选址于南头古城，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古城更新。通过重塑古城文化和空间脉络唤起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和环境自觉，以期最终为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和样本。
关键词 城中村 城市设计 城市共生 南头古城 深港双年展 城市策展
2017深双主展场-南头古城鸟瞰图
1 南头：村/城合体
……现代唯一的新颖性就在于把易懂性和透明性假定成必须系统地追求的目标，即作为一大任务，作为依然需要强加在桀骜不驯的现实上的某种东西
——《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1]
南头古城概念轴测图
长期以来，深圳被演绎为历时40年，奇迹般地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现代大城市的神话，然而深圳从来不曾是“小渔村”，它有着1 700多年的建城史。如今，位于市中心的南头古城始于晋代，历代都是深港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曾经管辖着包括今天的深圳、珠海、香港和澳门等广大地区。直到建国初期宝安县政府从南头迁至罗湖，南头城才终结了她一千余年的城市历史而轮回为一座寂静的村庄。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深圳开启了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后不断高速扩张的城市渐渐包围了村庄。和许多其他村落一样，南头村也经历了一场与外部的城市化同步、自发而另类的自我城市化进程。村民在自有宅基地上建造自用住房被出租房屋的市场行为替代，之后随着外来人员大量涌入导致市场需求爆增，村民们一次次翻建、抢建而不断增大增高的小楼终于最大限度地充满了宅基地，形成了高密度的“握手楼”群，这是一种遍布珠三角地区城中村的典型空间格局。城中村虽然位于城市中心却提供了价格相对低廉的出租房和多样在地的就业机会，也成了新来者适应外部严酷城市竞争环境的临时缓冲区和避风港。时至今日，深圳和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绝不仅仅是被城市所分割包围的农村飞地，而是早已拼贴、融合到城市现实之中的“城市化的村庄”；[2] 更确切地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同于中国当代城市和村庄二元格局的第三种类型——“城/村”，它不仅成为不断涌入的新移民首选的“落脚城市”，且早已融入当今城市的血脉之中，与之生长一处不可分割。[3]
南头古城街景
2 定位：古城保护/城中村改造
南头由“城”变“村”，又因城市化大潮席卷而演变为“城中村”，戏剧性地实现了城村身份的两次反转。今天古城的历史风貌几乎折损殆尽，只有零星分布的古建筑隐藏在密集的城中村楼宇之间。然而古城主要空间肌理“九街”格局仍然完整，南城门和东城门仍在，城内外还保留有数处祠堂、寺庙、民居、教堂等历史建筑，地上地下更是拥有非常丰富的考古遗址。一直以来，南头同时面对历史保护和城中村改造两个命题，相互掣肘，发展受困[4]。近十年来经历了数轮古城更新规划，从大规模推倒重建到置换人口、兴建仿古街区不一而足。2016年机缘巧合都市实践参与到南头古城更新的研究工作之中，基于多年来对深圳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和建筑实践，建筑师希望重新反思南头古城的发展定位，提出了一系列有实操性的渐进更新策略，希望在历史文化复兴与当下现实需求之间寻找古城重生的另类路径。
南城门
清末以前的建筑在南头古城的所有建筑中占比不足5%，人们直观的感受是“古城不古”。除却被鉴定为文物的历史建筑和遗迹外，那些清末建筑、民国建筑、抗日战争遗迹、20世纪50年代宝安县、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九街村时期和特区成立后的村集体建筑，以及1992年以来逐渐兴起的城中村建筑混杂在一起。相对于大部分建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深圳城区，这块区域各历史时期的建筑沉积叠置，建筑类型丰富，材料应用时代特征明显。经过数月的文献研究与现场调查，我们提出南头作为一个鲜活的、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其千年文化传承从未间断的空间与社会谱系恰恰是最应被珍视和保护的历史与当代价值。尊重历史的原真性和文化层积，以文化复兴为导向的柔性和有机更新，才是南头古城准确而独特的发展定位。接下来我们提出了由点及面渐进式激活、以文化活动促进古城复兴的发展战略，并为古城量身定制了六项城市再生策略①：游园复兴计划；边界重塑计划；古建保育计划；主街领航计划；文创工厂计划；内城动态更新计划。从空间分布上，改造策略是由南向北，由大型城市公共空间向小型村内私用空间的逐步渗透展开。
3 城市即展场，展览即实践
经过前期大量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的储备，2016年底我们又以策展人的身份适时引介“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将主展场选址于南头古城，并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古城更新，希望通过重塑古城文化和空间脉络唤起当地居民的归属感和环境自觉，最终为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不同的样本。从遴选场地到展览开幕仅剩不到一年的时间，尽管时间紧迫，我们仍希望借助双年展的契机开启南头古城再生计划。然而在城中村里的介入实践举步维艰，街道、村集体、代建公司和政府各主管部门多方博弈耗时数月，使得场地范围不断变动，改造设计工作也不断颠覆重来。为尽快打通古城空间脉络的大格局，我们提出的方案以“最小拆迁量，局部拆赔补偿”的方式换得各方相互妥协，最终给古城争取了一次空间提升的机会。
场地改造工作夜以继日地展开，首先遴选出具有重塑古城公共空间潜力和文化承载力的一系列节点，包括南门公园、主街边空地、篮球场和铁皮屋、工业厂房和大家乐舞台等；通过“抽取-提炼”和“改造-置换”的策略把文化植入与空间改造相结合，重建古城的公共空间系统，也使古城完整的未来空间发展框架被确定下来。“抽取-提炼”是将古城隐含的文脉发掘出来，并用当代设计语言使之物化，被人感知。古城空间主线南起于关帝庙，在南门外临时建筑装置“瓮城”界定的半圆形小广场提示古城曾作为重要海防卫所的历史记忆；进城门后的街角被改为居民文娱休闲场地，命名为“书院广场”以追忆此地有关“凤冈书院”的历史[5]；沿主街向北行进，东莞会馆北侧街边的一块空地已变成庭廊院落兼备的微型园林，这是城市设计精心布下的一颗棋子：尽管古城主空间轴线从此折向东北，微型园林却曲折向西延展，指向隐藏在密集楼宇当中的“春景街”组团，为远期的改造埋下伏笔。与此同时，“改造-置换”则意在减少对古城日常生活的扰动，不轻易建新房以免加剧城内本已紧张的空间关系，而是在原有场所条件下改造、置换建筑与塑造场所。例如，在“报德广场”中间保留水磨石篮球场，而两侧的临时铁皮屋被拆除后在原址置换为两栋同样规模的社区公共建筑，它们共同围合成整个古城的核心公共场所；进入工厂区后，厂房首层架空开放，使公众可以自由穿越厂房径直走到西北侧的大家乐舞台和中山公园里。南北向纵深延展的古城空间脉络被打通后，与现存的东街、西街一起，复现了南头历史上作为 “所城”和县城所固有的空间形制——十字街；空间轴也将现存的南城门、东城门和北城墙遗址串联起来，以期唤起人们对古城边界空间范围的感知。重建公共空间序列也是对现状城中村 “无序”和匀质空间格局的调整。在《想象城市的方式》一书中，作者罗岗从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中曾用“感觉结构”描述社会及历史文脉对个人经验的冲击出发，进而强调都市生活的变动不居不断重塑人们的“感觉结构”，形成特定的“都市感觉结构”， “……着重强调的是个体感知和意识所依存的城市社会——空间的脉络”。[6]94 而经过精心梳理的外部环境可以帮助人们重建对古城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7]，改善人们的文化、体育、休闲、社交等日常生活空间，也使大量租客人群逐渐增进对暂居环境的文化归属感和价值认同，重构“人与城市的想象性关系” [6]94。
十字街片区一层平面图
改造后的十字街片区 / 改造前街景
十字街片区一层平面图
十字街片区改造后鸟瞰
4 “报德广场”：重塑古城中心
“报德广场”处于古城公共空间序列中的核心位置，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作为南头公社的打谷场，如今四周被东莞会馆、报德祠等历史建筑以及各个时期建起的居民楼密集环绕。作为村中少有空地，近年又见缝插针地塞入了两栋铁皮屋用作临时商业用途。在设计之初，我们通过研究城中村无处不在的利益博弈、空间妥协和不断闪现的空间智慧，希望遵循这块土地原生的逻辑让新建筑自然生长出来。
改造后的报德广场
广场西侧B3栋紧邻中山南街，原址上临时搭建的铁皮屋与相邻建筑共用外墙铺满整个场地。拆除铁皮屋后，建筑师考虑尽可能改善公众可达性和消防安全，新建筑主动缩减首层占地，在场地南侧留出一个2 m宽的巷道连通主街和广场，也使得古城的空间轴线能够由此转向报德广场从而加强其社区中心感。为保证拆赔面积，建筑需要设置局部二层才能满足190 ㎡的新建面积。尽管如此，建筑高度被控制在5.73 m，为相邻民宅争取到采光权，建筑形体也主动切削扭转以利于塑造最佳的外部公共环境。建筑西面正对主街旁的小园林，而东侧面向篮球场，一静一动两个户外空间在此串联起来；屋面就势演化为双向台阶的形态，自然形成的坡屋顶恰与街对面历史建筑的尺度和轮廓相呼应。入口被设计在南侧巷道转角，释放完整的西侧沿街面形成大尺度橱窗，吸引着主街上来往行人的关注，室内活动与街道互动。建筑朝向球场一侧设计成缓缓降下的大台阶，爱动的孩童们可从球场一路跑到屋顶，老人们则散坐在台阶上休憩聊天，建筑屋面和台地景观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城中村稀缺的公共场地。由外及内，室内空间延续了屋面的跌落，通过局部降低地坪，将设备和服务设施藏在台阶下方的“剩余空间”里，从而将主空间解放出来。二层设计为一个横向插入的独立筒状空间，这使得建筑的坡顶结构清晰可辨。B3栋在展览期间作为信息中心和书店，设计者期望展后可以回归社区文化活动空间。
广场东侧B4栋与B3栋遥相对望，面向球场的立面都呈阶梯状，与周边居民楼的无数窗口、阳台和屋顶共同营造出立体围合的城市剧场。展览期间的露天电影和戏剧表演，以及展后每当夜幕时分，球场上大妈们自发起舞，途经的人们自然而然的停下来、拾级而坐，演绎了一幕幕活色生香、众声喧哗的城市戏剧。B4栋建筑面积365 ㎡，考虑到功能的适应性，内部空间尽量开敞和高大，未来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文化活动。由于8.8 m的高度与相邻建筑的关系更为敏感，建筑形体最高处以曲面的姿态向内倾斜，顶角处也被削平，保证相邻建筑视野通透的同时也照顾到居民在风水上可能对建筑尖角的反感。借此屋面掀起一角，室内天光由此倾泻下来，让人颇感意外。大型设备管线被精心隐藏在墙体内和局部屋面中，而设备间和卫浴则被巧妙安置在室外台阶下方，从而最大程度地释放空间承载公共功能。
B4 建筑内部
由B4室内看报德广场
城中村建筑立面多用马赛克瓷片，这种小尺度的面材在宏阔的城市环境中已经少有大规模使用，但在狭窄街巷的城中村中却大受欢迎，材料多样的尺寸、丰富的色彩和图案与环境尺度相适宜。我们希望使用能与建筑原生环境相契合的立面材料，最终选择了广东佛山地区出产的陶砖。建筑外墙与广场地面采用三种不同模数的陶块，因烧制批次不同陶块的颜色略有差异，混色随机铺贴形成多层次的肌理感。窗框采用锈蚀钢板匹配暖色的陶砖，整个建筑群组希望强调整体的体量感、空间感和物质性。新建筑一方面试图与周边建筑生长一处，又呈现微妙的差异。室内使用欧松板包裹了整体天花和墙面，材料颜色与室外的陶块相近，从窗外望去，似乎建筑室外成为室内空间的一种延续。
建筑朝向球场一侧有意设置了大尺度玻璃窗，成为一个与广场“相互瞭望”的景窗，建筑内部的活动可以被展示传播，村中的暂居者、村民、外来观光者得以聚集一处分享和交流。展览期间，每周举办的文化讲座和社会活动吸引了大批村民和游客的参与，展后可以成为不同社团自发举行表演、展览与城村议事的文化场所。新建筑因复杂的限制条件赋予其独特的外观与内部空间，显示了与场地特征紧密相关的空间构成逻辑，重塑的报德广场同时与古城的历史文脉和城中村的当下现实对话、衔接与融合。
5 创意工厂与集市广场
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农村开始大量兴建工厂，几乎每村都建厂出租，这是村庄快速脱贫致富的捷径，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为村中的年轻一代提供了就业机会。南头工厂区建筑面积逾14 000 ㎡，20世纪80年代末建成。厂区内有三栋厂房和两栋宿舍，四周环绕的围墙隔绝了古城与北侧中山公园的联系。近期改造中厂房和宿舍楼的外墙基本维持原样，外墙上的水平带形窗、茶色玻璃、干粘石、白色瓷砖和彩色马赛克等都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典型外墙材料的样本而尽量加以保留，只有作为双年展作品的大幅壁画在原有旧厂房墙面上叠加了一层新的时间痕迹。厂房东侧广场上拆除了一个临时铁皮棚架，展览期间建起一个轻盈舒展的透光天棚（NADDA 装置设计），棚下可设露天咖啡座和集市，当夜幕降临，天棚内灯光亮起宛如灯笼漂浮于广场之上。由于拆除了厂区西侧部分围墙，中部大厂房首层也被打通，厂区得以与西侧的街巷、大家乐舞台和中山公园连通。厂房底层与户外广场相连一处形成开放的街市，这里远期将成为新型创意聚集区和古城内年轻人的新生活区。
厂房区轴测图
改造后的厂房区
改造后的厂房区
改造后的厂房区
6 “大家乐舞台”/开放式小剧场
“大家乐舞台”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深圳早期打工文化的见证。当年伴随着深圳快速工业化以及乡镇企业兴旺发达，为满足大量年轻务工人员的业余文化生活而在全市范围内兴建了大量“大家乐舞台”。然而随着城市发展和工厂外迁，这类底层民间的大众娱乐方式渐渐消失，“大家乐舞台”也被拆除殆尽。在南头现场踏勘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古城与北侧中山公园交界处仍然完整保留有一座“大家乐舞台”，它至今仍是一个面向普通群众、用于业余表演和当地社区活动的半露天剧场，其座椅区的屋顶下可聚集多达500名观众，炎热天气里有老人在此乘凉、下棋读报、看着小孩玩耍打闹。我们决定利用这座民间舞台作为本届双年展的多功能厅，在展览期间组织演讲、论坛、戏剧、电影放映等各种活动；同时又希望最大化保留“大家乐舞台”非正式演出场所的特征，在空闲时仍然可以作为居民日常休闲、集会的场所。
改造前的A6大家乐舞台
改造后的A6大家乐舞台
改造后的A6大家乐舞台
我们在现有钢屋架下方置入了三座起坡的观众席，在提供更好的演出氛围及观演视线的同时，如几块散落巨石般的布置又构建了非正式的戏剧性空间。围绕屋架四周设计了一个可升降的织物幕帘系统，它不再是一座封闭、静态的常规剧场，而是通过控制使观众区在封闭和开敞两种空间模式中方便转换。在幕帘的落下和升起之间，种种正式和非正式、室内和室外、演出和集会等各类活动在同一场所的上演成为了可能。作为双年展实质性介入城市改造的成果，大家乐舞台新的多种使用方式也将延续至展览结束之后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大家乐舞台轴测图
7 “城市策展”：面向未来
以“城市共生”（Cities, Grow In Difference）为主题的“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已经落幕，而南头的村/城重生才刚刚起步。借助双年展对公共空间系统的重塑，留下了一系列承载日常活动又兼具历史感和精神性的场所，一方面它们是城市居民了解城中村的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它们也会渐渐增进村中租户对暂居社区的文化和心理归属感。南头古城的重生已经借助城市文化事件走出了这一小步，希望可以引发社会各界的重新思考：我们应该给城中村以时间，破除我们自身对城中村发展的思维定势。双年展为南头古城再生和城中村改造提供了一次另类实践的契机，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应该成为渐进改善城市空间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一项长期计划。
（2017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城市建筑板块总策展人：孟岩，刘晓都）
（图片版权 © UABB，© URBANUS 都市实践；摄影：张超 都市实践）
注释：
① 深圳市都市实践设计有限公司内部资料，“南头古城实施规划及重点地段城市设计”。
参考文献：
[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1.
[2] Mary Ann O’ Donnell, Winnie Wong, Jonathan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8.
[3] 孟岩. 策展南头:一个城/村合体共生与重生的样本[EB/OL]. (2017-11-04)[2018-03-15]. http://www.urbanus.com.cn/uabb/uabb2017/exhibition-venue-design-concept/.
[4] 林怡琳.“城村共生”文化导向下的城市更新策略—以深圳南头古城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持续发展 理性规划——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1206-1219.
[5] 周保卫，伍杨. 深圳南头古城历史与文物[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6] 罗岗. 想象城市的方式[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 Kevin Lynch. The Imag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60.
作者单位：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作者简介：孟岩，男，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2017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总策展人，南头改造项目主持建筑师；
林怡琳，女，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设计董事、南头改造项目总经理、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饶恩辰，男，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 设计董事、南头改造项目建筑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