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辉
出版 TA时代建筑2003(2):46-50
北京选择库哈斯的CCTV方案，并不比北京选择WTO和奥运会更不可思议。这一类比的双重含义在于：第一，象WTO和奥运会这样的组织和行为能根植于中国，说明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已经从东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立场，转移到接受、分享、甚至会领导世界共同文化的立场。第二，这种潜意识的聚变，又发展成时下一种病态的对世界新生事物的企盼欲和占有欲。因此，而在欧美不可能的，在中国还有可能的机会。
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力图阐述北京当前的城市状态以及CCTV这类超级公司的自我扩张欲，与库哈斯针对当代资本主义条件所形成的城市和建筑的应对策略，正好发生了契合，我们不得不坦诚地理解和接受库哈斯，便也要抵制库哈斯。
理解库哈斯
当代城市理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对立。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公共领域江河日下，而城市中的私有领域则蓬勃发展，私有机构化（institutionization）彻底瓦解了城市的共同价值。对于这个议题，作为思想家的库哈斯把握住了私有领域的崛起是社会发展使然，因此最擅长于批判的他，并没有站在激进的左翼立场上，而是用敏锐独到的洞察力来理解社会现实的合理性。
现代城市中的私有领域之所以能充满生命力，是因为它为城市中的个体提供了物质与精神上的最大解放。在AA学校毕业设计中，他设想一个充满当代魔幻的城市被强行切入伦敦版图，旧城中的人都愿意成为这个新城市的“自愿的囚徒”。人们象犹太人出埃及似地拼命涌向这个城市。
库哈斯的成名作《癫狂的纽约》副标题为“曼哈顿的倒叙式宣言”。宣言存在于成就之先，而曼哈顿几十年默默形成一个独特的城市现象，竟然没有一个纲领性的宣言，这给库哈斯创造了一个绝好的以偏概全、借古说今的机会。他直觉地领悟到曼哈顿的城市条件所带来的“文化拥塞”（culture congestion），为人类最世俗的情结、行为、欲望、癔病等等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展的物质平台，从而使曼哈顿作为一个永不衰败的城市有能力“不断地激发她的所有者对建筑的狂喜”。这种理解，彻底摆脱了现代主义期望通过人们在共同的价值领域、利用精神升华来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又最大限度地吸限了现代主义中的功能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精华，为个体和私有领域在城市中没有极限的扩张奠定了理论。这也就是“曼哈顿主义”， “在1890年和1940年之间，新文化（机器时代）选择了曼哈顿作为实验室：在这个神秘的岛上，发明和尝试一种都市生活及其相伴随的建筑成为一种集体的试验性追求，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人类体验的工厂，在这里真实和自然不再存在······曼哈顿是一个未定义的理论——曼哈顿主义——的产物。它的内容——存在于一个完全人造的世界，例如生存在幻想里面——要被雄心勃勃地实现，但却从未公然地声明过。”
这种对城市实用化的理解，在“一般性城市”（Generic City）论述中更是暴露无遗：“一般性城市的伟大创见在于它简单地抛弃了那些不能用的东西——那些使用上已过时的东西······一般性的城市是站在之前城市上的后城市······就象是一张不再深化的草图，不是留着去改进，而是要丢弃。层次、加强、完成的概念对于它是陌生的：它没有层次。它的下一层发生在别处，或是邻处——邻处可以大到一个国家，或是任何其它地方。” 因此，一般性的城市不是以塑造城市特征为使命（例如中世纪城市中用几代人的物质和生命去制造教堂之类凝聚市民共同价值的地标）,而是个体如何能急功近利地利用城市的条件和资源来获取短暂的价值：“一般城市是片断的，是一个小单元的无尽重复；可以从它的最小单元重新组造，这可以小到期台桌面电脑，甚至一张磁盘···” 它的引人之处在于乱。”这种无历史、无层次、象摄影棚一样肤浅的城市，难道和有无限历史底蕴的曼哈顿有所联系吗？是的。在《癫狂的纽约》中，拥塞的不是历史性的文化沉淀（那些可以写入正史的高尚的东西），拥塞了种种制造正、斜文化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所以能产生，则在于城市给个体和私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一般性的城市与曼哈顿岛，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一般化城市正在从水平方向转到垂直方向，摩天楼将成为最终、最肯定的类型。它要吞噬一切。它能存在于任何地方：在稻田里，或市中心——这毫无区别。这些塔楼不再站在一起，不再相互作用···” 可见，库哈斯的眼里哪里有城市，只不过是个体利用了城市实现了自己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是摩天楼呢？回到曼哈顿，摩天楼的原型被总结到库哈斯和OMA做的斯芬克斯旅馆里：它是无数功能在不同层次上的堆积，是个体最经济地利用了城市土地、最优化地利用了现代技术而实现的最大化的自我膨胀，曼哈顿只不过是这些个性化的自我更紧密化的联合。当曼哈顿的事实还不足以证实这一点，库哈斯就自己编造出一个图示——“有 获力世界的城市（city of captive globe）”——来解释什么是文化的拥塞：在一个自我世界的首都，个体（科学、艺术、诗歌、瘾症）在最理想的状态下相互竞争，不断地发明、消毁、重建一个现实的世界。变化成为这个城市的本质。每一种文化，都可以物化为一座楼，或是一个雕塑，它们有着同样的基座，占据了一个街块。但它的主体可以有种种各样的表现。这样，每一个单体就象是一个孤岛，城市变成了这些自我为核心的列岛群。“每一个小岛越是有不同的价值，整个列岛的价值就越统一。” 那么岛与岛之间的公共领域会是什么样呢？《癫狂的纽约》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而在《S，M，L，XL》中的“一般性城市”则表白：“街道是死的，这一发现与那些狂热地将之再生的努力是一致的。公共艺术到处都是——就象（负负得正式地）使两个死变成了生。要去保护的步行化只不过是可以徒步疏引那些注定要去毁灭它们所尊重的对象的人流。”
假如曼哈顿是实现个体病态的欲望的工具，那么利用城市这一工具实现个体最基本的命运的升华，必然会发生在最戏剧的城市化地区。在九十年代中，库哈斯又敏感地抓住了中国珠江三角洲一带一夜之间的城市巨变，进一步推动他的城市是异类个体的集合理念，创造出“极度异样的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概念：“传统城市在为平衡、和谐、一定程度上的同质而斗争。相反，极度异样的城市则是建立在其局部的最大差异的可能性上——互补或互争。在一个永远的战略性痛苦的气氛中，极度异样的城市所依赖的不是创造理想的方法，而是机会主义地掘取侥幸、偶然和不完美，虽然极度异样的城市模式貌似粗野——依赖于其局部的野蛮——却也悖论地灵巧和感性。对任何局部的轻微改动都要求整体的调整，以重述互补的极端之间的平衡。”
以上，是有选择性地概述库哈斯的理论轨迹，尤其是暴露在私有领域和公共领域关系上他所持的立场。这一理论体系流，与北京又有什么关系呢？
表面上看，北京可能是当今全球大都市中最有可能实现理想的公共领域城市，而且其历史便是一部扼杀个体意识、神化集体意志的历史。但恰恰是这段历史——个体的皇权意识升华成集体意识和国家意识，并通过图示化的城市规划写到建筑学中——为北京的建筑学埋下了祸根；建筑成为了意志的象征。
因此，转移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当集体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由数个、乃至无数个有力量的集团或个体构成的，北京的建筑学便成了多种意志的表象，北京则沦落成一个“有俘获力世界的城市”——它将与曼哈顿一样癫狂。
集体与个体、多元与一元，这两个貌似不能共存的极端，在北京城却二律背反地相互提携、对称、中心、中轴线是在北京的版图上永远抹不掉的神符。但北京不是一张好看的画，它需要运作。因此环路变成为代表经济与实际利益需要、又不损害中心对称的完美性的一种实用的手段。中轴线越解决不了问题，环就越扩大，环越扩大，又给中轴线制造了可以再创神话（比如可以再加进一个奥运村）的条件，同时又给下一个环制造了更好的借口，这一循环往复的发展，事实上为私有领域的崛起创造了机会。因为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已经无力在这样的大环所界定的城市领域中去实现视觉上、肉体上、精神上的统一。九十年代中之后，中国经济的异军突起以及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中的稳健发展，为北京的发展创造了契机。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北京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资金与人口流动的一个终点，假设成功的中国人中的相当部分都要在北京置业，任何一个中国人一生中至少会踏入这个城市一次，任何来中国的外人和机构都有可能在此驻足，北京将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首先它的历史遗产更快地沦落为旅游项目，而与现时的城市发展毫无瓜葛。其次，当个体（尤其是移民）怀着不同的目的在城市淘金时，城市的公共价值在不损害个体利益时成为了多余。再次，城市的竞争更加激烈，城市生活的成本空前提高，它的直接建筑学结果就是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会最大化地塞进城市生活的内容，由此，通过经济学的杠杆使单位空间——或私有领域——成为城市中最有魅力的地方，因此，“曼哈顿主义”“一般城市”“极度异样的城市”在北京找到了温床，并反过来成为北京城发展的内在动力。假如资源不会枯竭，假如城市快速路不会堵塞，这个城市会成为对资本、对生活、对欲望、对理想、对好人和坏人都更加有魅力的魔石，最终成为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
一旦资本的力量达到了这样的位置，象征主义做为的集体意志的表白已经可有可无了，CBD的选址不证明了这一点。近二十年来，它不断地在中轴线上南南北北地移动，但最终还是落户到了东郊旧工厂区，因为宅的土地成本最低，市政资源最好，经济效益最高。半个世纪之前，梁思成在石景山另造新都以保护旧北京的理想，今天在它的对称位置实现了，可惜旧北京城已不复存在。这一历史的遗憾错就错在梁思成时代不是今天的全球化经济可以一手遮天的时代，不是可以赤裸裸地把历史沉沦为旅游业时代，也不是象库哈斯所谓的一般性城市那样，城市可以随着经济的破产而随意丢弃的时代。梁思成没有政治的敏感度，把新城做为旧城在轴线上的沿伸。否则他的一切理想也许都会实现，或许会更早地毁灭（假如伟大领袖以及全体劳动人民都在新城，那么旧城是否能很方便地在文革中付之一炬呢？）CBD冲被中轴线的迷雾，也将之彻底地从一个历史性城市一片断解到在一个一般性城市中，在这个一般性城市中，它各个区块的自我欲望和能力表达得越充分，它在经济上就越成功，它的城市魅力就在越深刻，它就越有理由。请库哈斯这类的建筑师来主笔。在这里，库哈斯不要被理解成某类大腕，而要被理解为最能掌握这种城市规律的人。
接受库哈斯
作为思想家的库哈斯，经常对业主及项目的内容提出质疑，当年有幸被邀参加纽约现代艺术馆扩建的概念性投标，他就尖刻地指出现代艺术馆早已不是现代艺术的领路人，而成为资本艺术领域的操作者。CCTV新楼，净把媒体的生产、制作播放、管理等全部过程解约在一个体积里，对于这种做法，库哈斯说：“我们在做一件在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中你只会把摄影棚放在低价的地方，把管理总部放在另一个地方，把编剧放在城里比较暗的地方······”但K并没有抵制这种作法，相反把将之推向极致，使这些没有必要发生在同一时空的功能链接起来。OMA人称之为一条“相互信赖的链（chain of inter-dependence）”这一设计聚向与K一直推崇的“大”（bigness）分不开。
K是一个很自学地意识到建筑师无法抵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人，并且是一个积极地把经济学写进建筑学的人。近些年，他坦诚以往只是承认政治、经济、文化对建筑的左右，但通过亲身实践，已经体会到建筑是这些因素的产物了。所以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他情不自禁地喊出：￥£$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最终要把成功的个体膨胀到一个不能再“大”的根据，并且用各种物质手段来体现、满足、象征这种“大”。K清晰地意识到“建筑尺度的大小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不取决了它的建筑师的意愿。”
在北京CBD占地18.28公顷、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总高度要成为北京最高的中央电视台，拥有12套节目，国内收视率达到90%以上，观众决数超过10亿，其中两套节目覆盖全球，它的美在于“大”。“大”不仅包含了上述的量化指标，在质的方面，总体设计要求提出：“在建筑水平上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要充分体现出电视功能的独特性、文化和先进性，要注意考虑建筑功能的生态化、人文化和系统化，要能够做到功能设施齐全，工艺技术先进，设备选用精良，建筑布局合理，设计造型新颖，环境规划优美，要力争成为国内以至国际上具有鲜明代特色和高尚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建筑。”这样的要求对于谙熟当今中国业主任务书的建筑师并不陌生，甚至不以为然乃至嗤之以鼻。我们听懂了“新”、“奇”、“特”，但又有多少人拥有真正的才华来应付甚至宠物这些“新”、“奇”、“特”呢？在这个意义上，K是更好不过的选手。2002年他被授予建筑普利茨克奖时，得到的评价是：“他无数次地显示了他的能力和创造性才华能够使那些看似无法解决或条件苛刻的问题得到卓越而有创新的回答。在每一个设计中总是有一个自由流动和民主地对空间与功能的组织以及交通组织，使之最终决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建筑形式。”
在所有的选手中，K是最被CCTB的“大”所感动的。他的“大”的理论，可以在《S.M.X.XL》中第495页至516页读到——一篇句句闪金光得无法摘抄总结的宣言——这里不再整容。那么追求“大”值得怀疑吗？K类比说追求大就象是去问登山运动员为什么会爬珠峰。这又什么可问的呢？因为“它就在那儿”。所以，“大是建筑终极的建筑”。
正是在“大”的基础上“大”，使K冲进了任何其他投标者所达不到的梦区。K首先怀疑是现代摩天楼的原型。这一原型从150余年前产生至今，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而这一原型的最高荣誉——获得高度上的桂冠——在事实中又有什么意义呢？纽约历史上曾有五次获得此殊荣，而在今天“9.11”之后面对世界建筑大腕们的新方案的市民听证会上，不少人喊出了“我们要安全。但假如高度上没有意义，又怎么能不浪费“北京之冠”的先天优越性呢？
K的环形智慧地回避了仅仅把高层的美限定在它的尖峰挺拔体量上的一般作法。这个环有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魅力。
假如我拥护它很美会带来站在不同审美立场的非议，那么，至少不拥护它是种很有效结合了K在《癫狂的北京》中提出的两种原型——针和球的方法。“针和球”代表了曼哈顿正式语汇的两个极端······针是在网格城市上最细小的体量，它在最不浪费地面面积同时拥有了最强的冲击力。本质上它对一个没有室内空间的建筑。数字上讲，球体能用最小的表面覆盖最大的体积，它具有任意吸纳物、人、偶像、象征物的能力，然后利用室内的共征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在许多方面，曼哈顿主义的历史就是这两种形式之间的辩证法：针要成为球、球又不断地要变成针——这种交互式的培育产生了一系列成功的杂种：针能引人注目并能较少占有土地的能力和球能吸纳万物的能力相媾合。”曼哈顿的摩天楼便是这么一个杂种，也因此成为萦绕在K作品中的一个幽灵。当他不能够获得垂直方向上的机会时，K就把摩天楼放倒90度，比如OMA的拉维莱特公园方案。针和球所包含的那种吸引，吸纳万物的热情也渗透在K的作品之中，他的设计院，永远都象是个要撑破肚皮的孕妇（比如法国里厘Lillie的会展中心，西雅图的图书馆），尽可能把表达出一种要吞噬万物的欲望。这种热情也在巴黎大学图书馆竞赛方案中，则转化成一种把所有的楼面都连续起来的冲动。遗憾的是真正的摩天楼是在结构、进深、消防等等限定性因素中一个最没有热情的建筑类型，尤其是它的楼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极其平庸的重复，可能会有不少建筑师象上寻样对现代摩天楼的原型十分不满，但是又有谁能象他那样机智地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呢？
CCTV的机会在于它是一个所有者，它要体现统一的意志，它有统一的管理，它是一个统一的生产过程，它是一个统一的小社会······这种统一性恰恰是我们这些建筑师在其它的要被无数的小业主和租户分割摩天楼项目中所没有的。作为国家电视台，它的严格的保安体系也足以允许它从整个城市脉络中剥离出来，更不同说前面所论述过的当前北京城市状态对个体解放的大放绿灯。这是CCTV的造型可以在摩天楼类型中另辟蹊径的先无条件。在这种机遇面前，K的确比其他选手高明，他的环最小地占用了地面面积，使之可以成为一个更开放的媒体公园；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天空权，使在不同高度上都能极大地获得了平面面积；最有效地避免了和周边建筑在垂直方向上上的造型竞争，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标志物。
K是一个聪明的现代主义继承人，虽然他根本不认为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利用功能来经济地制造形式，并且利用功能的活力来制造一种令人心动的形式，所以将内部空间剖面化表达到外表成为一个很普通的手法，从法国的国家图书馆竞争，到现在在案头上的迈阿密音乐厅，CCTV的外装门面也不例外，那些一般性幕墙上的大空间，屏幕，招贴，文字等等，像是飘浮在一条河流中，体现了大楼的内在生命，这种表达也表现了K对这一类型建筑所就采取的“装饰”的敏感，几年前，我和我的合伙人曾探讨过一种一般性城市的模式，设问是：在当代社会中用什么去支撑城市的生存？结论是：制造几座巨大的文化工厂，这些工厂不断地生产高附加值的文化制品，除了输出到其它地方去换取其它的生存品，还能消磨掉城市人所有清醒时刻的时间，让他们永远不会厌倦生存，永远不想进入梦乡，同时还给了每个人工作的机会。这样这些工厂成为了城市以及城市人生存的动力车间，进而成为人们要顶礼膜拜的偶像。每一个城市人都在祈祷它会二十四小时灯火常明，机器声音不绝于耳。一旦它熄灭了，整个城市就瘫塌了。K的这个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环，不正是这种工厂的最佳物化形式吗？
无疑这种形式会带来经济、技术上的代价，但衡量代价，永远是决策者的事情，作为建筑师，他唯一的身份是说服决策者设计的可行性，包括技术的可行性。K的设计的一大优点是直率，包括他的整个规划，是如此直截了当让人一目了然。K直率地把结构表现在外皮上去不是那么一种率真(native)的直截了当。假如借用康德的理论来解释，人们会惯常用一种“合目的性方式”（teleological way）来作价值判断，比如瘦肚子会显得能跑，无论事实是否如此。K面对人们不得不有的关于结构的问题，索性将之合理性全写在脸上，让人只能去询问ARUP的工程师了，这也不得不令人佩服OMA的方案把传统的楼层持力方式转化成外表筒状持力方式的创举同时，佩服K的战略战术，K的另一个令人赞叹的策略是他采用了折叠和扭曲的造型，在具体手法上他可能不比固邻一辈子（如扎哈）高明，也不比现在许多小字辈高超，但作为战略性的一步，则是完全正确的。折叠（folding）作为一个造型手法，并不足挂齿，面是它的内涵值得研究。它的大规模应用是针对于手现代暑期的风尚。那时候过多强调的是固定在土地上的场所精神（如诺伯格·舒尔茨），使建筑成为建筑的历史（如罗西）。这种学风虽然针对于现代主义是激进的，但也完全忽视了当代建筑之所以产生是应社会经济飞速变化之急，不但现代的建筑，包括现代人，并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渊源。因此，它千万了后现代时期令人窒息的空气，甚至边埃森曼都要去做一些假历史（如柏林韦里德里希大于检查点住宅、俄亥俄大学韦克斯勒艺术中心）。相比之下，九十年代初赴开始占风的折叠一派，由生命的本能冲动来证明生命的存在，而不是形而上地要用历史的原型、用“我思故我在”的陈腐思维来证明建筑的自足性，这倒显得直率、健康而且热烈。进而，在本来就是全新的、毫无场所精神的城市中发展了“人造景观”的方法（artificial landscape），这至少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今天在全球一体化的图景下，在北京已经是在一种“一般性城市”“极废弃样的城市”“曼哈顿主义”的气氛之中，我们才可能欣赏到K利用折叠所表达的一种建筑的生命冲动中的非历史性因素。
综上，在正确把握当前城市状态条件下，用一种全新的、有内涵的摩天大楼原型，贴切地描述了一个对当代城市和城市人最为影响力的力量，并巧妙地证明了其结构和形式的自足性······这些策略，显示出K的大智慧。而这个结果的另一半应归功于那些能够欣赏到这一智慧的人，业主、规划部门领导、评委······无疑， 这一结果有着相当的代价，但它是一个“一般性城市”时代的选择，我们要拥抱这种选择。
虽然评论K的CCTV的美丑问题会陷入一个“皇帝的新装”的两难境地，但不妨可以去质疑尊严（dignity）、体面（decency）和永恒（eternity）这些价值在K作品中的分量，答案是零。
在一般性城市中，K就已经否定了历史对于城市的价值，而在“大”的理论中，K又否定了群体对个体的价值，“大不需要城市：它和城市竞争；它代表了城市；它索取了城市；或者再好一些，它就是城市。”
我更加同意罔福德（Leuis Mumfard）对城市的理解：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沉淀；城市扩大了人的活动，使之既能往前，又能往后；城市是记忆，使文化能够从一代传到另一代（The city in history. P569）
作为一个有超品味的建筑师，K不可能不会对是非美丑没有价值判断。但他也尽可能不去做一些先验的判断：“去探索一个判断之前的阶段，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有意和无意的混合。换言之，去产生那种非道德的、试验性的空间，在哪儿某种逻辑可以自在地展示出来。对之，有时我也感到愧疚，但同时，我又非常怀疑判断的懒惰性和盲目性，因此没有意识形态负担的K，能最真实、直接地表达当前的社会、经济状态下建筑的可能。比起那些不能理解是时代毁灭了建筑的道德原则的人，K仍然高明，但他只是盗火者。他并不知道如何去控制火。K不是马克思。
作为普利茨克奖得主的K，已经不仅仅被青年学子青睐与追逐，面对他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是接受还是抵制？
回到他的CCTV方案，它的优点在于K充分把握了当前的城市特征以及业主的心态，并做出了一个有策略的响应；它更深的优点在于彻底摆脱了传统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能够形成一个自明的体系。但这些优点也很容易进一步走向反面。如同它的环形造型象一条莫比鸟斯带，当你觉得它是对的，它肯定不对；但当你觉得它不对，它又一定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