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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辉

期刊  时代建筑T+A 2020(02):116-125

摘要  文章以正叙和倒叙的形式,通过记录“2019北京世园会植物馆”的设计过程,探讨了世博建筑设计中的隐喻、媚俗、符号、景观化等问题,进而对建筑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变为一种现象级的景观提出了批判性的观点。

关键词  2019北京世园会植物馆;世博建筑;隐喻;媚俗;符号;景观社会

时代建筑202002-植物馆-p116-125_页面_2 时代建筑202002-植物馆-p116-125_页面_3 时代建筑202002-植物馆-p116-125_页面_4 时代建筑202002-植物馆-p116-125_页面_5

 

建筑师自己叙述设计,既能真实地还原设计的因果必然性,又能反思如果有其他选择的或然性。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的设计有许多这样的思考,值得正叙的记录和倒叙的复盘。

 

1 从零开始

1.1正叙

重要项目的最终设计者不一定会是、甚至一定不会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个设计师,这种现象在当下很普遍。作为2019 年北京世园会植物馆的总建筑师,我对没有过早介入该项目还是觉得侥幸。

我在2016年8月的某个晚上在上海出差时接到了万科集团的邀请,让我做一个我无法拒绝的项目。这个时候,距世园会植物馆的最初招投标已过去了一年多,离项目开工应该开始倒计时了。

时间哪里去了?作为成熟的地产企业,万科已经高效地组织了足够广泛的专家资源以及足够多轮次的专业团队进行策划和方案设计,但此时此刻依然没有确定方案。这是因为,针对这样的国际博览建筑,建筑要展示什么,以及建筑本身又展示了什么,既需要在众口难调的网络社会中为建筑形象树立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能指”,又需要在层层审批的科层社会中树立一个能够在立意方面八面玲珑的“所指”。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个无解的题目,最终能决定答案的唯一因素是时间,因为只有时间的截止才能终止不断的试验。万科认为之前的尝试已形成了足够的输入条件,我接过这些资料后再做一下整合就能完成此大任,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之前的努力只能够算是波普尔式的证伪,因为他们并没有对这个建筑应该蕴涵的“隐喻”给出一个理想的答案。这种“隐喻”之于世博建筑的重要性,范文兵指出,“相对日常建筑而言,世博建筑,实质上是要在一个“国家(地区)营销”的嘉年华聚会(庙会)上承担宣传“国家(地区)形象”的任务,多带有强烈的展示性、甚至夸张的戏剧性,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视觉表达,是世博建筑的首要任务。其次,世博建筑功能较单一,注重展示流线设置,常会将建筑空间也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因此,空间的表演性、象征性,远大过日常建筑对空间使用、体验等方面的关注。”[1] 这种特点,使确立有特色的“隐喻”成为设计世博建筑的第一条件,它的原创性排除了在设计师之间的接力。因此,我虽然因出现在时间轴的末端而侥幸逃脱被轻易更换最后一棒的命运,但面对这个“隐喻”,却仍要从零开始。

南立面黄昏-杨超英

1.2 倒叙

建筑的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不是不能兼得,但人力、时间和造价需要衡量,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往往是一种反比关系,总会顾此失彼。

再把时间点放到施工最紧张的阶段,负责此项目的万科高级副总裁丁长峰参加工地例会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抱怨,“我们就不应该做多功能厅,而应该把温室放得更大些”,“我们不要再在其他的项目上花钱了,全用在植物上”,凡此种种。可以看到这种抱怨几乎是本体论的颠覆:回到以植物为本体的设计!难道我们不是在做世园会里唯一的以展示植物为主的展馆吗?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但从数据上看还真有问题。最终完成的植物馆约8 000 m2,而温室面积只有约3 000 m2。那些非温室的面积,每多一平方米,就会牵扯到更多的质量、配合、造价问题,真是徒增烦恼。如果复盘从零开始,为什么不把更多的面积和造价留给植物呢?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所有的非温室的功能已优化到了极小值。要增加温室的比重,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增加温室的面积,这在成本上是不可能的。

另外值得复盘研究的是非温室部分的建筑设计是否可以在形式、材料、空间上更经济,从而节约出更多的造价给植物。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的另一个数学关系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乘积是个常数,即一方做好了,也可以减少另一方的投入。在图像时代,符号价值质量的提升可以依靠设计,而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资金,这样也可避免为提高使用价值而过多地投入真金白银。回头来看被符号价值驱动的植物馆的“根须”设计,在投资不多的前提下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项目建成后,对“根须”的几个意见引起我对复盘的渴望。首先是关于根须和整个建筑结构的关系问题,一位建筑师朋友质疑结构为什么不做成根须状。这个建议对我而言有点醍醐灌顶之感,因为在哥特建筑中粗壮的柱子都是通过集束的形式来形成视觉上的纤细感,并强化了拔地而起直达天庭的垂直感。另一个关于造型的质疑是为什么丛林般的根须边界是方形的,而不是更有机的轮廓。一般来说在空旷场地中把建筑做成简单的型、再赋予有趣的“表皮”,这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但为什么有了表皮之后,不反向再推敲一次形体呢?另一位建筑师朋友问,你那么喜欢音乐,为什么没有把根须变成风笛?当我们的心思全放在应付根须的抗挠度计算、节点做法、价值工程、图表制作、共振原因等繁杂琐事时,的确感到精疲力竭,把浪漫拦在了脑洞之外。
这些问题很好地提示了,如果倒叙地从零开始,一个好的理念在设计层面上越是本体化,在表意层面上就会越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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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零到一

2.1 正叙

从零到一地解决博览建筑第一位的“隐喻”问题,其中最大的陷阱就是“媚俗”。在卡林内斯库研究现代性的经典著作《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媚俗”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不好定义的坏趣味,媚俗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却以其廉价且有效,变成一种普遍的生产策略,尤其适合于两种范畴:一,为宣传而生产的媚俗艺术;二,为娱乐而生产的媚俗艺术。卡林内斯库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区别及其含混:宣传可以伪装成文化娱乐;与之相反,文化娱乐可以带有微妙的操纵目的。”[2]257 世博建筑本质上是在娱乐的外表形式下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介,是宣传和娱乐的合体,很难抵抗这种可怕的“媚俗”的病毒式侵染。

“媚俗”作为一种制造“隐喻”的技术,它的“整个概念显然都围绕着模仿、伪造、假冒以及我们所说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美学一类的问题”[2]249。如果说“隐喻”是世博建筑先天合法的基因,那么如何“祛媚”与“不俗”,关键是让建筑叙事真实。

然而想让多义的文学性叙事在各方之间达到共识,需要时间的磨砺。而这样的时间过程也积淀出了一定的叙事内容,例如以观众体验为核心的设计出发点。方案之初,丁长峰就确立了他作为职业开发商的工作思路,明确谁是观众,“到了2019年,90后都快30岁了”。的确,功能不是抽象的,它不但是为特定的年龄、收入、地位等群体设定的,还要考虑时代文化如何塑造了这些群体的行为模式。例如,在这个“网红打卡”的时代,观众不只是用肉眼来体验世园会,更会用手机来表达自己的存在感。类似这样的“以观众体验为核心”的原则,成为我们设定“不媚俗的隐喻”的道德自律。

万科为建筑师预留的概念方案周期只有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虽然我们仍是盲目地摸索,所幸积累了相当多的概念方案。最后我们做了一次概念汇集。在所有发散型天马行空的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踏踏实实从场地的条件出发,在东侧平行于园区的主路方向做一个大挑檐,形成进入展厅前活跃的灰空间,而且还能包容许多方案过程中的碎片化想法。百米余长檐口的水平轮廓线让丁长峰做出了决策,他脱口而出:“升起的地平线!”在经历了太久没有共识的焦虑之后,在场其他人对这一意象也表达了认同。

这个被称为“升起的地平线”的能指虽然还没有一个更清晰的隐喻式所指,但明确了这一方向后,终于从“零”走向了“一”。

根须生成过程图

2.2 倒叙

在新修的G6高速公路接近延庆时,从车窗中可以远远地望到植物馆宛若升起的地平线,浮在树梢之上,非常有视觉的力量。

这个“升起的地平线”并不是一个媚俗的口号,这里是观众欣赏世园会的最佳视点:西侧和北侧的山峦和妫河奔来眼底,东侧整个园区映入眼帘。在这幅全景画中,还可以俯瞰眼前ETFE泡泡下面的植物馆,室内植物书店可以挑到心仪的纪念品,室外茶座可以小憩,再和一组枯木做的装置“莫利和它的一家人”合影,其乐融融。这个“升起的地平线”承载了观众对世园会满满的美好记忆。

屋顶书店及平台097-botanic-garden-for-international-horticultural-exhibition-2019-china-by-urbanus

在世博建筑这种语境下的“媚俗”往往体现为空洞的政治口号和无谓的造型表现。直白的祛媚方法是让这种“隐喻”式的手法本身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植物馆的位置在园区五大馆中并不十分有利,因为散客主要从以中国馆为轴线的一号门进入,在这条轴线以东是世园会的主要展区,加之在运营时大多数观众会从园区东侧的五号门进入,因此建筑师在设计时预计到更多观众会是在一天游园快结束时才来到植物馆,这时身体疲惫,审美疲劳。有别于其他场馆纷繁的展陈,体量较大、展览较单一的植物馆,有助于重新激发他们的兴奋,而来到“升起的地平线”则是一种视觉的彻底放松和对世园会的美好回味。

然而从复盘看这个最终结果的“一”的实现,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升起的地平线”只是建筑的轮廓,其上下部分的内容可以有无数的选项。如果从倒叙的复盘角度来看,最终的选择一定是在当时各种可能的选项中最佳的那个,选择的标准也一定是和地坪最有关联的元素。如此看来,现在呈现给观众的“根须”设计的确是不二之选。

从倒叙角度看,最终生存下来的设计必然有其合理性,但其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根须”的概念并非突发奇想。很多年以前,“模糊”作为一种设计概念已经在我们其他项目中尝试过。在早期给世园局汇报过的一版方案中,建筑外轮廓由多重框架叠合而成,但被领导误看成了脚手架。在过程方案中,我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建筑的边界模糊化。当用悬挂的杆件来模糊结构的尝试出现后,“根须”概念被锁定了,虽然这些垂直悬杆并不具有真正根须的形态,而只是一种“隐喻”。从复盘角度说,是不是更纯粹的抽象会更理想呢?并不尽然,因为太直观了落入俗套,太隐晦了又让人无感,这些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垂杆,也进一步阐释了“升起的地平线”。

那么它又隐喻了什么呢?这些直挺挺的“根须”的出现也伴随着展览主题的探讨过程。最初的主题是“植物的力量”,随着“植物: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个主题的提出,在植物馆外围的这一圈“根须”就显得更加贴切,它从日常看不到的根系角度切入植物世界,启发观众要打开一个重新认知植物的视角。另一方面,策展主题又蕴含着一种对未知答案的期待,为了让观众对藏在建筑内核的温室有更多想象与好奇,也需要在温室的外围挂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而“根须”在东侧排队等候空间里带给观众的梦幻感正好符合了这种气氛。

从倒叙角度看,“一”不只是简单地趋于完成,而是一个概念开始具备一定的整合能力,兼收并蓄地把后续出现的各种想法不断地综合起来,形成语义上更为丰富的话语。

 

3 从一到无穷大

3.1 正叙

从零到一的飞跃只是一切走向正轨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至此,也只完成了“地平线”以下的一半,还没有“地平线”上面的部分,设计故事还有曲折。在达到最终的结果之前,无论在“地坪”之下还是其上,各个部分都有过无数的尝试,不下几十种。即使大方案稳定了,但针对局部无底洞式的设计现象还是不能避免,这也发生在室内设计上。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沉迷于一种叙事语境,一定要把从底层到顶层的剖面图解为植物从根部向天空的展开,各层装修材料都要符合这种叙事。而最终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也没有必要。再如屋顶书店的设计,也是被各种故事化的讲法绑架了。建筑师为这样的方案汇报浪费了太多时间,也浪费了太多团队情绪。

一个好的项目由于包含了太多人的期待,就容易犯眼大肚小、用力过猛的错误,所以付出些无谓的努力也是正常。往往在吃紧的时候,就有松懈的诉求;而一旦顺利了,又有更严苛的追求。这个问题在甲乙双方都存在,当张弛的节奏不合拍时,也会产生不必要的消耗,没有把力量聚焦在最应当解决的问题上。无论如何有情怀,这种从“一”到无穷大过程非常不经济的方式,消耗了不少能量和时间。

3.2 倒叙

从一到无穷大,实际上不是在罗列无穷多的选择,而是在寻找那个能够产生无穷大力量的答案。

2017年3月1日,项目组向万科董事会主席王石做了方案汇报。在解释方案寓意时,建筑师不时提起“升起的地平线”以及表述植物的力量的“根须”等关键词。王石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表述还是很抽象,停留在语词的层面,没有更进一步用落地的方式让大众领悟其中的蕴意。当我们说到植物的智慧时,他忽然灵机一动,谈起了红树林,一种在亚热带海岸线潮间带生存的植物族落,面对海水的潮汐条件,具有一系列特殊的生态特征,它裸露在水面以上、最具有形态特点的支柱根,恰恰与“升起的地平线”下悬空的“根须”不谋而合。王石的提示,为建筑师半年来不断漂移的探索找到了一个锚固点,我醍醐灌顶般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寓意。这并不是用一种植物形象来解释建筑造型,而是这样的关联性把表层的能指带到了更深刻的社会学的所指。中国近30 年来史无前例的城市化,透支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所幸近年来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批判和反思,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国家承办世园会也是基于宣传这种环境保护意识,并要引领这种意识。红树林的衰与兴也是中国这段城市化历史的缩影。深圳的海岸曾经布满红树林,但在快餐式的造城运动中,红树林遭遇生态危机。而近年来深圳的红树林修复工作卓有成效,又打造了新时代条件下一张新的城市名片。作为从深圳发展起来的开发商,万科的王石也必然有这种情结,并非常有情怀地担任了深圳红树林保护基金会会长。本来动议做植物馆即是出于他广义上的环境修复理念,此刻又无意中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落脚点。

康德把美理解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被世博建筑不得不有的“隐喻”绑架过程中,建筑师所纠结的“媚俗”的问题现在也释然了,因为URBANUS都市实践在设计中从来不会玩弄表面形式,而是努力把独立的项目和更广大的社会现实链接起来,使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力。如果建筑创作完全纠结于形式,只会使团队陷入困惑和无所适从。王石把植物馆的造型和中国当前生态环境的一个现实问题关联起来,符合我们认为建筑创作要回答社会问题的理念,最终在无意之中把单一项目的小设计趣味放入了无限大的社会背景之中。这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成为了“媚俗”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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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归零/归一

4.1 正叙:归零

植物馆设计本质上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复杂性的工程,功能、流线、造型等一般意义上的建筑设计问题解决后,回到解决技术问题的起跑线,一切又重新归零。

重新思考设计条件也是一次归零。关于温室的定位,一直以来都是聚焦在后续的运营上,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将其设计为一般建筑中带天光的四季厅。随着设计的深入,植物配置以热带植物为主,温室功能也以展览为重,大家终于转过弯来,要做一个有专业水准的植物温室。这个认知推翻了原来的假设。通过一系列的专家论证咨询,利用计算机模拟,重新计算温室的光通量,其结论是需要扩大屋顶的洞口,于是一切梁板布置重新再来。

造价也是一个让设计不断归零的原因。虽然这是个限额设计,但设计时总是希望尽善尽美,时不时面临减项的危险。例如,空中步道所处的位置因温度较高,在此设计了地出风的空调系统,所以步道在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外包的完成面。在准备安装时,适值经费最紧张的时候,甲方设计部希望在每项里尽可能做些裁剪。步道的结构造型很好看,于是决定不按空调管而暴露结构。在施工过程中这样草率的决策往往未能预见后续的问题。果然,没有了外饰面,如何隐藏强电、弱电和水的管线就成了问题,尤其是水管不可能随着步道的曲线而折弯;但没有了空调,这个外饰面的确也失去了其实际意义,有些多余。这样两难的处境,往往又让设计归零。更遗憾的是,由于工地的交叉作业,一个步骤没跟上,施工的窗口期就错过了。因此,好不容易产生了一个应急的解决方案,再经过变更的手续流程,又要归零了。

规范的变更和执行力度的加强更是一个让好想法归零的原因。在这样重要的项目和平台上推动建筑材料的研发,原本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当很多人知道“根须”所使用的材料是金属后,产生了失望和质疑,我们又何尝不希望借助这样的项目来探索新材料,尤其是开发再加工植物枝干废料而形成的新型合成材料。然而建筑灰空间区域被定性为消防通道,顶面必须使用A级的不可燃材料。如果再认真些,连涂漆材料的可燃性都要追究。面对这样的规范以及签字建筑师要背负的终身责任,还可能有过多的想法吗?中国没有设立关于建筑规范的上诉法庭,要想召集一个超限审查,其时间代价也不是赶工的项目能够承受得起的,更没有权威性的实验室制度来为工程探索进行背书,所以这也是一种设计创意、科技创新的大好机会被迫归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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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倒叙:归一

博览会建筑严格说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筑,而是借助建筑这种媒介对建筑之外事物的表现,它的设计越是别出心裁,就越成为一种图像的制作。

在今天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已经学会了用列斐伏尔式的空间生产思维方式来进行设计批判,也习惯了用鲍德里亚式的符号生产理论来反思设计的本质。如果用这样的学术导向来追寻下这个设计的其他可能性,也许设计的结果会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但其设计本质依然是归一的:在某种程度上,设计作为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的功用。

倒叙回来,在这个项目中,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在每个层面上我们都提出过十余种选择,所有被淘汰的都是“说不出什么意思的”,而所有能进入下一个环节的,都是“听上去就有意思的”。不仅仅是植物馆,世园会所有单项的设计者都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形式表达了什么?”于是,设计不仅仅被归一为图像的制作,更重要的是变成了符号的生产。这点也可以从每一个场馆的别名里读出。

这种现象还可以推广到城市里作为景观存在的那些标志性建筑,或是有个政治正确的符号化解释,又或许不小心被一些不雅的绰号玷污。在复盘设计过程时,越是思考为什么当今的设计汇报语境总难以逃脱对设计语义的解释,就越理解列斐伏尔所谓的“抽象空间”,其本质在于“抽象成为统治”。这样的统治在消费社会里更构成了以符号化生产为本体的新的“物体系”,按鲍德里亚的理解,这种“代码统治”才是真正的暴力。

这种“符号化”的倾向是博览会建筑的通病,而经历过这种设计磨砺,建筑师甚至会养成不自觉地用抽象概念图解设计的毛病。所幸的是植物馆是社会投资,且不同于其他展馆,其展陈内容与建筑本体高度契合的优势,使得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积累了关于植物和温室的丰富经验。在展会期间,几百万人入馆打卡,也使我们切身体会到植物给生活带来的乐趣和想象。有没有可能把温室带入北方地区的社区生活,这已不仅仅是建筑师的畅想,也是许多建设方的共鸣。当中国新一轮精细化的城市化已经在呼唤社区重建时,温室绝对不是个可供销售的符号,而是促成邻里建设的抓手。所幸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开展这样的工作。

如果对世园会植物馆设计的正叙是关于一个景观(spectacle)是如何炼成的,那么对它的倒叙则是关于如何归一回日常生活,也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才能避免建筑被异化为一种景观。

注释:
① 关于在这个项目中对“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更深入的理解,参见:王辉. 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记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设计[J]. 建筑技艺,2019(06)。
② 例如用“大裤衩”“秋裤”之类的日常用品来给建筑物起外号,恰恰应证了莱昂· 克里尔(Leon Krier)在《名字和外号》一文中对现代建筑的讽刺。参见Leon Krier. Name and Nickname[J]. AD, 1984,7/8。
③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把人类历史上的空间演化分为六类,即绝对空间、神圣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化空间。参见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Donald Hicholson-Smith, t rans.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④ 让· 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里的赢家就是能够对符号有深层次操作能力者,符号操作的境界在于“拟像”(simulacre),使符号比真实更真实。参见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M]. 车槿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参考文献:
[1] 范文兵. 第三条路:世博建筑隐喻运用带来的思考[J]. 时代建筑,2011(1):24-29.
[2] 马泰.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