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展览进入城中村，未来的城市是否有了更多的可能？
作者 董超媚（深圳《@LOFT》杂志主编，2017深双文献馆阅览室项目参展人）
期刊 中国台湾版《时代建筑》2018(06):18-21
深圳，一个新城神话传颂多年后，最近有了打破“小渔村变大都市”这一神话叙事的可能。在北京、上海严控外来人口的同时，深圳藉由第七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将城中村的正面印象推向公众层面。
神话叙事的转向
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已经开办到第七届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双”），不再延续往届激活工业遗产、城市闲置地块的策略，于2017年底至2018年3月中进入了南头古城。
在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提供的统计数据里，目前只有2000平方公里不到深圳，有大约1000条城中村均匀分布在10个行政区里，有超过60%的人口（约1100万人）居住在城中村——这种非正规建设的、高密度的地区，提供低廉的租金与低生活成本，成为外来人口开创各自“深圳梦”的落脚点，并在此慢慢站稳脚跟。然而随着城中村的消亡，城市的历史也随之散去，移民/租户终究还是过客，城中村能承担起的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乡愁有限。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提及“深圳”只关注到近40年的经济发展、建设成就，深圳被戏剧性地描述为一个小渔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近代历史资料的缺失，让这种说法一直广为流传，深圳历史割裂得厉害。媒体人/深圳文化历史的研究者蒋荣耀在工作中发现，很多人来深圳很多年却依然对此地“无感”，对深圳的过去不了解，无法产生连接。所幸近年来政府对本地文化自信的重视和发掘本土历史的团体/自媒体不断的发声，对历史风物的多样描述中，让我们觉察到上述“渔村”神话叙事的转向。
2010年深圳举办大运会、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来了,就是深圳人”入选深圳十大观念，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的呼唤开始叫响，同时引发的是对汗水铸就这座城市的居民的关注。他们建设城市，也应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起研究并居住在深圳的美籍人类学家马立安（Marry Ann O’Donnell）博士分析，“来了,就是深圳人”回应的是一个已经被接受的常识：一个深圳人必须来自外地。那句口号应该改为“出了城中村，才是深圳人”或者“来了就是城中村人”。可以说深圳人的意识正在觉醒，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多中心、整体概念开始有了完整的认知。以往蛇口人把去福田、罗湖说成“去深圳”，对“深圳人”的意识从2010年开始也就不到十年。*
*马立安（Marry Ann O’Donnell），《白书笔记：深圳身份的白话/乡土地理学》，《深圳当代建筑2000-2015》，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负面评价逐步转向客观
位于今天深圳市南山区的南头古城有着始于晋代的1700余年建城史，明清两代曾经是深港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管辖着包括今天的深圳、珠海、香港和澳门等广大地区。*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交叠之中，南头古城保留下各时代痕迹，异质共生地形成一种杂糅状态。
*孟岩，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展宣言《策展南头：一个城/村合体共生与重生的样本》
很多在深圳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没有去过南头古城，甚至没有走进过城中村。展览的介入，为当地居民和外来观众都打开了一个窗口。第一次走进南头古城的人，并不会感受到多少“古城”的风情，这里没有太多的历史建筑，更多是是自90年代建起来的握手楼（遍布珠三角地区的城中村典型格局），商铺密集、街巷狭窄。在建筑师张永和设计的“砖亭”信息中心拿上导赏图，穿过复原的瓮城，还有“货真价实”的古城门，前往展场的路上已被葱油饼、牛杂摊和包子铺吸引开去，那些“穿衣戴帽”工程恢复起来的沿街古建筑外皮已淹没在扩音器重复的吆喝声、各路美食小吃飘香还有奶茶店的清新橱窗和艺术家涂鸦的壁画里。和自上而下、同质化的现代城市相比，自发建造的城中村无疑展示更为真实的、日常的生活，灵活多样的空间蕴含着勃勃生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显示着草根智慧，都市生活中逐渐消隐的街道生活、邻里互助在这里如此生动。该是让城中村模式来拯救那些缺乏生活质量、缺乏城市性的新城了（张永和语）*。城中村不是一种落后的、压抑的居住方式，而是一种具备未来气质的先进生活方式，它是从未来社会穿越过来的世界遗产（张宇星语）*。建筑师、规划师、学者们为城中村摇旗呐喊、振臂高呼，没有见识过其中居住条件的话可能也会夹杂着对城中村的浪漫化想象，随后带来的“士绅化”现象对该区域低收入群体来说却并不美好。
* 《UED城市·环境·设计》，《张永和、王昀：寻找未来城市共生的答案》，2017年10月20日
*“从研究到设计——聚焦高密度城市的建成环境”国际学术论坛，《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张宇星，2016年6月2日
助力将城中村的负面评价逐步转向客观，深双这一展览平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2005至今十多年间“多角度探讨城中村在城市与社会结构中的重要角色和积极作用，以及各种改进而非推倒的可能性。城中村从负面评价（常被喻为城市毒瘤、包袱）和推倒重来，逐步转向客观评价和环境整治提升。”深双的主要推动者、规划师黄伟文在2015年发表文章《深双十年九面》一文中总结到。
深圳市自2004年发起城中村改造动员, 大量城中村进入改造阶段，渔民村、渔农村、岗厦村、大冲村等陆续彻底铲除。到近年，深圳的土地供应严重不足，随着房价的攀升，直接影响人才的驻留，此时，占据良好区位的城中村的拆迁代价巨大。政府随之出台城市更新相关政策：将住宅存量市场中很大一部分的城中村进行综合整治、空间优化升级，以期开创另一个新世界。2017 年8月, 官方发布的《深圳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显示，深圳拟将收储100万套城中村房统一租赁。这一鼓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继受单位开展规模化住房租赁业务的政策，促使对城中村进行综合整治，提升品质，改造成租赁住房并对外长期租赁经营。也就是说，拆迁可能放缓了。
城中村从现象到研究
进入南头城中的核心地带报德广场，篮球场两侧几年前搭起的铁皮屋拆除后，建造起一个临时的书店和一个展厅+议事厅的两个新建筑（B3/B4）。在议事厅中，都市实践事务所将历届深双中关于城中村的项目进行例举，同时简要地将深圳的历史托出，着重梳理了催生城中村现象的土地政策、移动人口增长和市场需求等背景。2016年初都市实践的设计和研究团队着手介入南头古城保护更新改造的前期研究，在事务所创建人孟岩、刘晓都获选为深双策展人后，主展场也最后定在了南头古城，也负责起展场区域的改造更新设计。由于有着前期调研的基础，本届展览比往届都更为深入地介入到展场的当下与古城的未来更新中。“不光有展览，还有主动的干预，帮助村民创造日常公共活动的更多可能性”，孟岩解释，B3/B4作为改造项目的重点之一，故意设计得“不那么商业化”，希望在展览后续利用上作为公共建筑来使用。
“城中村”在整个珠三角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提出，应该是在2005年首届深双的筹备期间。“当时大家在谈深圳城市发展时，都刻意回避城中村，更何况作为研究题目”，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杜鹃，回想起当时她作为策展团队主要成员在展览中开设“城中村”单元。在本届的深双的文献馆中，杜鹃将自2005年开始对城中村的研究以《世纪变革: 深圳转型过程》为题参展，追溯深圳的前身——宝安县自公元331年起的村城历史。沿着长达30米的展墙，当代卫星图与上世纪测绘的老地图相对照之间，沧海桑田，高楼平地起，十个城中村的时空剧变图折叠式展开。这恐怕也是这些村落的微观历史难得地，被正式录入展览、进入学者编写的城市发展史中，通过展览引起大众的关注。
2017深双主展场-南头古城鸟瞰©UABB， 摄影：张超
年轻的研究者也在丰富自己对城中村的认知，以及用他们的视角去传递关于城中村的那些事。“大家说到城中村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美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听到城中村旧改，第一反应就是新闻里那些“多少亿万富豪诞生”，“深圳年轻人多代表着这里活力充足，要让热爱这个城市的人留下来”，随着一年多研究的深入，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深圳）的研究生孙艺玲对城中村的了解更为深刻。本着“要了解认识后，才知道城中村的价值，谈保护也必须谈收益”的理念，她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以一个城中村的旧改历程为例，梳理理论，以浅白的文字配图，绘制出《深圳城中村的前世今生》的简笔画在深双上围分展场展出，比之前展览上那些以论文、方案图形式呈现的城中村内容，更容易让观众理解。
对城中村的研究当下已成为热门话题，本届深双展览中通过Open call等形式征集来多个研究项目进行呈现。在文献馆阅览室中，共收录城中村相关文献（论文、期刊文章、专著等约200个条目）及根据文献析出的出版物（约1000个条目），这些文献及相关扩充书目都呈现在阅览室中供观众、学者阅读。城中村自建房小组提供了来自于城中村前线的报告《城中村自建房调查》，历时半年的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村和小洲村自建房调查中，他们发现以最低的成本，最简单，有效的建造完成最大利益化的回报，是城中村居民特有的生存方式。何志森带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学生进行的《Mapping南头古城》，以Mapping方式将古城日常生活中微小普通的事物和它们背后不寻常的故事进行拼贴，呈现一个平常我们所不熟知的“珠三角图景”，我们由此清晰地看到古城里极其丰富的人间百态，以及古城与深圳、香港、珠三角、乃至整个世界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另一方面，文献馆阅览室的研究员发现，城中村研究成果的转化寥寥。十多年来，虽然有海量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的城中村问题总在讨论阶段，聊来聊去就那些事（因经济发展和政策的约束，研究没有突破口）”，一位现居纽约、参与过蔡屋围、岗厦村研究的研究员傅娜，对当下的城中村研究现状提出见解。研究成果的出版或产生作用，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积累和氛围营造。“深圳的实用主义特质和做研究的速度感是两个方向。我在深圳最害怕就是被问，你做的有什么用？什么时候能做好？”冀望如简·雅各布斯般通过写作及发动社区来颠覆或推动城市规划，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这也是研究人员“等不及”和说不出的痛。此外，一些第三方组织也在为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移民发出声音并记载： “握手302”艺术项目、“看不见的深圳人”、“童眼白石洲”等在目前深圳最大、面临拆除的城中村白石洲进行的活动；土木再生城乡营造研究所开展的岗厦村口述史“岗厦罗生门”；“湖贝120计划”组织专家、设计师进行的“湖贝请留门”工作坊等。
传统+发展 厂房外立面，Boa Mistura《平衡——理解中国》，©UABB 摄影：张超
展览之后
展览最大的作用，是促进观念的变化，“在这届深双之后，人们不会轻易再说深圳是一座由小渔村发展而来、只有40年历史的城市，而是会认识到深圳作为一座多元共生的城市，有着丰厚立体的未来。”孟岩在闭幕式上有感而发。深双的独特的激活工业遗产、城市闲置地块的“城市游牧”策略，也影响了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的策划。
深圳的城中村会怎样？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届展览所培育的观念变化速度比不上资本力量的推动。嗅到存量市场潜力的开发商开始快速布局，据网络资料显示，全国百强房企中有大概80%的房企都参与了深圳的城市更新项目。在四月底一个周末，一场名为“城市共创大会”开幕，其核心议题 “城与村的共生”，同时也是为“万村复苏”计划站台。该计划从2017年底启动，号称2018年要拿下100条村。万村目前已在新围仔村、玉田村等开始运营，从与村民签约开始，到改造后移交租赁团队管理，只需两个半月的“深圳速度”令人侧目。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快速、同质化的产品复制模式对城中村生态多样性的削弱、甚至清除，走向“共生”的反面。
南头古城会怎样？在空间的改造之外，艺术介入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别开生面的体验，引发诸多讨论。但展览带来最直接影响——租金上涨牵动着租户的神经。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连发两篇《双年展，与谁共》的诘问，让我们听到了那些被展览影响的而搬迁的工厂工人、篮球场改造拆迁的商铺摊主等角色的声音；也指出在城中村的改造更新中，租户的权利往往被忽视，需要重新界定。
双年展所推崇城中村的优点、主办方总结的展览影响——负责“艺术造城”版块的总策展人侯瀚如认为，深双为南头古城城中村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种活力不光是展览带来的，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展览之中所带来的；孟岩认为，应该是共生、丛生、杂生、杂长才能保持南头这种活力，“居民自己弄更好”，未来应该是像素化的（空间聚落）；新闻稿中写“闭幕并不是结局，而是渐进改善城市空间和提升城市生活品质长期计划的开端”——缺少了后续的推动力及明确的执行主体，难以转化、落地。
截至发稿，南头古城的更新方案仍未发布。在南山区政府、村股份公司、开发商等多方角力下，“大好局面”似乎断线了。策展团队表示撤展后仍留有大型的装置于展场，正在寻求易地安置、收藏。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大四學生的社會調研實踐課程，进入展覽之後的南頭，初步的调研结果并不如策展团队、主办方所预期——“街道环境提升”在此时松懈下来了——那些改造后的建筑、新增的小雕塑因为赶工的缘故已开始破败。
“城中村的未来映射着我们城市的未来”这一宣言，基于城中村物理空间的适应性、灵活多样以及高密度特性，或许将会带来全新的使用、运营和新的经济模型，为年轻而有活力的创业群体提供新的实验基地和孵化场所。《第一财经周刊》的城中村专刊中指出这种经济模型、资源的错配是基于“城中村不被拆迁”的前提下产生的，这等于说城中村的未来不甚乐观。
如果如官方总结所称，以“城市共生”为主题的展览，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展示探讨了城市未来的发展，不如说，那些遍布深圳的展场（包含光明新区迳口村，龙华大浪浪口虔贞女校、上围村，盐田大梅沙村，罗湖清水河工业站五个分展场）让观众得以进入一个神话背后的深圳，了解丰富的历史与多重面向，让割裂的历史得以浮现、延续；同时，大众对城中村也从排斥到接受，甚至喜爱上城市中如此活力、多样的自成一域的“村落”。观念的变革正在来临，也意味着更多的可能。
展览基本信息：
2017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展览以“城中村”为出发点探讨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呼唤多元、包容、有活力的城市生态系统。融合城市\建筑和当代艺术的“世界|南方”、“都市|村庄”和“艺术造城”三大板块相辅相成；来自全球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和设计师跨界合作，带来 225 件精彩纷呈的作品。深双汇集全球前沿思想案例和本土探索实践，同时与本地居民积极互动，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城市更新，描绘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共生”范例。
展期：2017年12月15日-2018年3月17日
主展场：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