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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实践 | 与深圳成长的20年
作者 董超媚
期刊 《家园Homeland》2019(10):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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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说深圳是没有历史的文化沙漠，只有三十多四十年的建城史，“小渔村变大都市”的神话传颂多年。其实呢？其实它也是有昨天的，而且历史要比几十年长得多。
南头古城是深圳一个非常老的一个村庄，和东部沿海的大鹏所城曾经是明代海防线上两个主要的所城。到了 1953 年从城又变成了村，撤县还村，到了 2000 年左右形成了今天的城中村格局。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交叠之中，南头古城保留下各时代痕迹，异质共生地形成一种杂糅状态。很多在深圳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没有去过南头古城，甚至没有走进过城中村。由于 2017 年底深圳市政府主办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介入，为当地居民和外来观众都打开了一个窗口。而展览最大的作用，就是促进观念的变化。
当一个北京青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远万里来到深圳这座陌生、年轻的城市时，并没有抱着任何浪漫的想象，建筑专业的他，除了来观摩新城的建设热潮外，更多的是对这个城市的文化猎奇 ：“我是 1988 年第一次来深圳， 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深圳来就是为了看罗湖的高楼，其中就有‘三天一层楼’国贸大厦。1995 年第二次来，误打误撞进了东门，看到了湖贝古村，用正片拍下了 8 张照片。到了 1999 年我决定从国外回到国内想做一个设计机构，我们希望这个机构不光是就事论事做建筑，而是想让它成为城市的智囊、 策划和协调者，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位从北京去了纽约再来到深圳的建筑师叫孟岩。当时 1990 年代出国留学的建筑师毕业后都在类似纽约那样的大都会有着很好的工作，并不想回国，但有三位北京青年却在一起商量着回国创业，去做点建筑，以及可以做什么。他们先是朋友和校友，继而形成了一种合伙人关系，而将孟岩、王辉号召在一起的“合伙人” 叫刘晓都，他在 1999 在美国注册公司不久后就回国了，此前，他已在国内探路。对于公司的愿景他们达成很强的共识，就是“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需要对城市加以重视”。于是公司的名称以拉丁文的“城市”一词来作为事务所的名字，URBANUS，以明确城市为研究的主体对象。
刘晓都回国后选择落地深圳——几乎所有到访都市实践的人都要问“为什么落地深圳”“为什么坚守深圳二十年”——来到深圳其实是机缘巧合，“落地、扎根下来后，发现深圳很契合原来想的所谓的城市的概念、城市的理想，尝试用建筑或者设计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城市的发展。”2001 年三位合伙人齐聚深圳，随后 2003年北京公司成立，王辉回到首都坐镇，形成至今南北两个团队平行交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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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城中村研究
都市实践落地深圳后，先入驻了繁华商业区华强北的一处办公楼，而更多投奔深圳的外来人选择了低廉租金与低生活成本的城中村来实现各自的“深圳梦”。
很长一段时间，城中村被视为城市的“疤痕”、 “毒瘤”，但其实它伴随、见证着深圳的发展，它容纳着超过一半的深圳人口。研究深圳的历史和当下，就必然要正视城中村问题。孟岩认为，任何过去的都是历史的，所以对深圳城中村中历史建筑的遗产认定要放开时间的限制，把时间线延长到当代。以深圳的历史积淀而言，建国前的建筑原则上必须要保留。将建国后特殊时期建设的，并且依然发挥积极作用的建筑认定为历史建筑，比如白石洲中心地带的公共开放空间，至今依然保持旺盛的活力，有如中世纪欧洲古城的中心广场。
白石洲城中村的城市更新项目，号称深圳最大的旧改航母——0.6 平方公里住着超过 15万人，在 2019 年中将拆迁提上日程，房东清租，最受影响的是租客的孩童入学问题。在城中村的改造更新中，租户是城市过客，他们的权利往往被忽视，需要加以重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意义在于城市的包容度，一个人在城市里得到身份认同需要很多因素。
2019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正式发布，意味着针对城中村的问题，深圳将以“综合整治”为主，而非“拆除重建”。回顾都市实践参与城中村研究的开端，孟岩说 ：“在2004 年左右深圳掀起了第一轮城中村热潮，当时很多城中村面临着消失，其时在规划管理部门任职的黄伟文是最早介入城中村研究的深圳本地建筑师，他把我们带到城中村开展了研究。” 孟岩是一个特别喜欢老地方的人，但谈及研究城中村未来的可能性的目的，他强调这并不是简单的怀旧、所承载的社会使命，更多的是城市的未来会怎样。如果没有了承载丰富、多元城市的载体，那么与之对应的城市生活也会消失。他们陆续对深圳岗厦村、福新村、新洲村、大芬村进行了研究，并于 2006 年出版了《村·城 城·村 ：针对深圳城中村的四项提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找它的城市文化意义和可能的建筑学归宿。
和自上而下、同质化的现代城市相比，自发建造的城中村无疑展示更为真实的、日常的生活，灵活多样的空间蕴含着勃勃生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显示着草根智慧，都市生活中逐渐消隐的街道生活、邻里互助在这里如此生动。在当时都市实践与黄伟文的提案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中村屋顶的连续公共空间，这正是从城中村对空间灵活使用中学习到的。有学者甚至提出，如果说新建造的城市千城一面、缺乏生活质量、缺乏城市性，那么该是时候用城中村模式来拯救了。
那些拆掉的城中村，大多数都在原地建起了高层建筑的住宅、shopping mall。当时都市实践在拆除中的新洲村发现了一座拆掉的房子的两扇门，上面还有门神，他们请了艺术家设计，让它“活到”了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大门。“当时我们提议能不能把超高层的住宅用一种垂直城市的方式架落在城中村细小的街巷之上，所以城中村对我们来讲一开始就不是关于过去，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有没有可能打破目前的居住区概念 ? 有没有可能把那个小小的碉楼、小小的井留下来？让一些历史的东西存在着……”都市实践当时做了很多尝试和实验，试图说服开发商能不能在城中村里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超级大的垂直城市，不幸的还是失败了。
十年后的 2016 年，都市实践将垂直城市的构想转化为实践项目“DenCity · 一个可见的深圳乌托邦”在伦敦设计双年展上代表深圳展出。DenCity 是一个巨构，它具备部分的城市开发功能，正常的地价和常规的商业居住价值，例如为青年人才附加一个更大的共享工作和居住区，使得他们可以享受特殊地价政策下更优惠的生活成本等。它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做出了挑战现有城市建设的惯例和规则的另类模式，并质疑了当下的城市形态，催生一种新型的城市生活体和生活方式。
同样在2016 年，当湖贝古村拆迁事件又浮出水面的时候，不光是都市实践在单打独斗，而是有几百人在支持、在声援， 包括著名的古建筑保护专家、学者、建筑师、规划师也加入“湖贝 120”的呼吁中来，一起为湖贝古村的未来研讨和献策。经过专业的讨论、媒体的发酵、NGO 的奔走，两年多后的今天，湖贝古村艰难地留存下来核心区域。这一连串的事件，给我们带来思考 ：每个城中村有每个村的故事，有各自的空间特点，有自己的生活，未来都要成为高楼林立的单一的模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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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差控制与时间积淀
带着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产生的问题，也冲着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市实践选择了包容度最大、需求也最大的南方。自此开始了与单薄又粗粝的年轻城市——深圳共同成长的经历。
随着城市的产业升级，华侨城原东部工业区内的一批 1980 年代的旧厂房一度闲置。2003 年，华侨城开始推进工业区的转型，以将一个厂房改造为深圳 OCT 当代艺术中心（OCAT）为启动点，开始了对这片共计约 15 万平方米的 80 年代工业区的持续改造。
“他们利用了时差资源，选择深圳而不是北京作为根据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项目的成功，正是利用了中国改革开放先后时间差、国内外现代化之间的社会观念差。”规划师朱荣远将都市实践的成功概括为“时差控制者的成功”。今天看来，这同时也是时间积淀带来的成功，都市实践采用了置换与填充的规划思路 , 梳理厂区内可利用的结构 , 一步步添加改造 , 创造了一层新的相贯通的公共空间和设施。从2003 年起到 2012 年，他们一步步添加和改造、融入以创意产业为主体的当代内容，让使用者发挥个性进行内部改造，可以说是用设计创造了工业区的演变和生长的机会。
从开始只有南区的 OCAT，逐渐地有了 T 街市集、公共艺术季、爵士音乐节、创意节等品牌活动，创意设计人群集聚于此——都市实践搬进来了，旧天堂书店进驻了，B10 音乐空间成立了…… 这里成为行业办公室首选地点之外，更是接待各方文艺人士的必选路线。在《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的 2019 年最佳旅行城市榜单中，深圳位列第二。在 8 项列出的深圳绝佳体验中，华侨城创意文化园（OCT-LOFT）就包揽了4项。
如果说那些 1980 年代早期的厂房建筑代表了特区工业发展时代的特色，那么近十年的耕耘下，时间沉淀出创意凝聚力和文化底蕴，在业主华侨城地产、规划局等政府部门多方合力下，形成制度、标准、共识，使得这个区域逐渐成为深圳的创意文化地标。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建筑、只有设计改造是无法形成这种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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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最大的作用，是促进观念的改变
把城中村作为研究对象，助力将城中村的负面评价逐步转向客观，还有开篇提及的、2005 年起举办的深圳城市 \ 建筑双年展（后由深圳香港两地共同举办，改称深港城市 \ 建筑双城双年展，简称“深双”） 这一展览平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杜鹃当时作为策展团队主要成员在展览中开设“城中村”单元，都市实践的研究成果“村·城 城·村” 也参与展出。十多年间，城中村从负面评价（常被喻为城市毒瘤、包袱）和推倒重来，逐步转向客观评价和环境整治提升。
双年展是观念发声的最佳场域。深双，既是展场，更处于 20 和 21 世纪之交最剧烈城市化的现场，从深圳到珠三角，城市是最大的展场。从 2005 年第一届到2017 年第六届，每一届双年展是在城市当中不断游走，从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到市民中心，再到蛇口价值工厂、大成面粉厂……深双是游牧式的展览，应对最为迫切的城市问题，四方游走，面对当下，切入主题。
镜头回到南头古城，2017 年深双为什么选择这里？三年前都市实践的设计和研究团队着手介入南头古城保护更新改造的前期研究，在孟岩、刘晓都获选为 2017 深双策展人后，主展场最后定在了南头古城，他们以“城市策展”的方式介入古城更新，希望为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提供不同的样本。展览最大的作用，是促进观念的变化，“在这届深双之后，人们不会轻易再说深圳是一座由小渔村发展而来、只有 40 年历史的城市，而是会认识到深圳作为一座多元共生的城市，有着丰厚立体的未来。”孟岩在 2018 年初的深双闭幕式上有感而发。
资本力量是巨大的，嗅到存量市场潜力的开发商开始快速布局，据网络资料显示，全国百强房企中有大概80% 的房企都参与了深圳的城市更新项目。在这届深双闭幕后一年多时间里，南头古城的更新进度牵动着学者、设计师及本地管理机构等各方的神经。截至发稿，南头古城的更新方案并未进行官宣，但曾经作为展场进行改造升级的两栋厂房已有一家深圳本地知名文化传播公司进驻。都市实践前期投入的调研及展期内的介入比往届展览更为深入，为城中村的未来更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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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城市调解者
与2017深双同期的一个展览“都市实践 ：城中村的研究、实践与理想” 将都市实践研究部的城中村研究案例进行了总结。展出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城中村的，一大半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学者张宇星在展览的开幕论坛上指出 ：“一个都市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最终能看见的可能恰恰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中间所有的演变、演化过程，恰恰是这个城市最激动人心的东西。这些激动人心的我们后来都看不见了、都被抹杀掉了，这就是现代主义城市的悲哀，恨不得所有的东西从一开始一张草图到最后一个成果，中间是一对一对应的关系，中间所有的过程都不要产生。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全球真正有活力的城市，都是处于从一开始从设计到最后的成果完全是不确定的。这恰恰也是深圳这个城市它所具有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的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城市，如何思考城市问题、如何介入城市的发展？如何设计建筑的时候将公共性、城市性置于其中？都市实践在多年的工作中形成了“套路”，先从城市关系入手，再在建筑体型上做文章，和一般设计的手法是倒过来的。通过设计为城市增加附加值，为城市贡献，也给甲方带来反馈，最后刘晓都给都市实践的定位就是，“建筑师在中国的特殊制度和状态下，我们一直把自己当成调解者，城市运营过程中的调节者。” 做双年展的策展人和建筑师类似，刘晓都、孟岩作为这项城市文化盛事的调解人，把相对复杂的事情往前推动，考量建筑的最终的社会、用户的目标，去协调各方面诉求和利益，虽然结果并不总如人意。“不断的机遇与失败让我们对深圳有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从最初带着文化优越感的挑剔目光审视，到置身于不断变化的当下现实中学习，我们正是通过持续的建造和研究而逐渐认识这座城市。”孟岩在 2014 年发表的文章《都市实践在深圳》描述了对深圳的复杂感情。
在同一篇文章中，孟岩表达了都市实践深耕深圳的想法，“在全球化的当下，当建筑师们热衷往返于全球各地输出设计，为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而兴奋不已之际，那些还能专注于一座城市，通过默默耕耘而改变一个城市的建筑师们似乎更应受人尊敬。”这篇文章也被收录于同济大学出版的《深圳当代建筑2000-2015》一书，在入选的41个建成项目及方案中，超过25%的建筑项目由都市实践设计。
2019是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成立的第二个十年，他们的“研究引领设计”在过去对深圳的城市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在新的时代必定有新的应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