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晓都 孟 岩 王 辉
出版 T+A 时代建筑2004(4)
一、历史
1999年元旦前夜，刘晓都、孟岩、王辉聚首在纽约的时代广场，一面等待着象征新年到来的巨大灯球的降落，一面热烈地期盼一个酝酿已久的设计事务所的诞生。
这个事务所从诞生之时，就已经有了鲜明的立场：它要去做一个设计型事务所（design firm），即不是指在技能上能做好的设计，而是指在思想上，它要有独立的视角；在方法上，要有特殊的分析能力；在操作上，要有专门的策略。这样，才会在大时代面前，抓住实践与思考的机会。
Urbanus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事务所的名称。它源于urban的拉丁文，在欧洲的基本语言中，都或多或少地有“城市”或“城市人”的意味。事务所的名字，意味着我们自觉地把一切设计问题纳入城市的范畴。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独立和封闭的。Urbanus从一开始就力图以世界城市历史与范式为参照，从观察中国的特殊城市现象来研究中国的城市。因此，其初始中文名为“都市国际”。随着Urbanus在中国实践的深化，2003年，我们用“都市实践”取代“都市国际”，标志着我们的工作更加贴近现实，更加脚踏实地，并且这个名字把我们的基本理念表达得更直白、更明确。
从1999年到2001年，事务所三位合伙人先后回国。事务所从一开始就否决了依托外国公司到国内打开市场的作法，又否决了以国内设计单位为平台软着陆的作法。从零开始、自立创业，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公司的管理和项目运作都是三个合伙人共同定位、参与、合作的结果，也是事务所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具体的每一个项目，都倾注了我们共同的心智和心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频繁往返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甚至是真正意义上的“global commuter”，使得项目的具体操作很难由一个合伙人来完全主持。这也形成了一个工作习惯，即所有合伙人都积极地参与到同一个项目之中，并在不同的时间段上承担具体的责任。在共同的设计理念下，每一个合伙人又有独立的见地，在具体项目中我们互相支持与协作，但在项目定位和设计上我们有开诚布公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会引导我们的设计更加完美和理性。这种工作上的默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方面它使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得到整合和发挥，另一方面又使每一个操作细节中有不同的个性，使操作在本质上具有自我批判的可能。
Urbanus都市实践认为一个有活力、创造力和锐力的事务所不应抹平差异，而是制造个性和厚度，一个开放和多样性的创作集体能包容更多的思想，能摒弃任何既有的观念。
二、理念
中国当今的建筑发展仍然处于一种初始化状态之下，建筑师的个体和群体意识在各种不同方向和思潮之间飘浮摇摆，很多人仅仅沉迷于在建筑学自身的参照系中回答建筑问题，这种状况的直接结果就是只有建筑而没有建筑的目的和立场（architecture without agenda）。相比之下，20世纪初欧洲现代建筑的先驱们理想主义的信念使他们的建筑超越了建筑学范畴，而有了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意义。Urbanus都市实践努力继承现代主义先驱的理想，认为建筑是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手段，因而建筑师应超越其传统角色，站在社会进步的前列。
以“都市”主题做为事务所的名字，反映了我们的设计理念。当今许多“都市”的提法，如同谈生态、谈可持续发展一样形成了一种“泛都市主义”的倾向。用“都市”这个词把所有的事情都表面地解释了，同时也使之成为阻碍进一步探究的因素。都市理论可能在启蒙主义时代就已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文脉主义在讲城市视觉的和谐，罗西在讲城市的记忆问题，科林•罗在讲城市形态的组合，屈米在讲城市与事件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在“都市”问题上的理论支点是什么呢？
这个支点的道德基础是对当代“城市化”条件下的人性的关怀。城市是现代人寻求基本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而在我们这样经济基础比较脆弱、社会跳跃式发展的国家，城市化在带给人们空前机会的同时， 又成为对人性抑制、对资源毁坏的手段。城市可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同时又是痛苦和罪恶之源。近年来，城市问题几乎成了文学和艺术领域一个最热门的主题，而文学与艺术产生的基础又往往是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在现行的城市理论中有相当的反城市的成分，也有相当的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不适应乃至相抵触的成分，而许多建筑师却没有一个独立的批判立场来揭露和抵抗这些成分。因此，我们实践的理论出发点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批判的基础则是对现实城市状态的洞察和体验。
Urbanus都市实践的三个合伙人在深圳和北京经营着两个办公室，又分别居住在北京、深圳、纽约、亚特兰大四个城市。北京是当今世界上古老文化和现代价值冲突最剧烈的城市之一，深圳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纽约是世界商业和文化的中心，亚特兰大像深圳一样是美国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让我们在不同城市和文化之间交叉跑动，在这些具有极端差异性的都市状态之间反复切换，让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活场景迅速叠加和组合，形成了我们对场地、城市以及区域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保持了对城市的敏锐观察。
Urbanus都市实践一而贯之的设计原则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创造都市性而不是泛滥都市化（urbanity vs. urbanism）。都市性的本质是在都市的物质环境中有一种人性的享受、活动和交流。而现实中的一般城市形态往往带给人的是一种平乏无聊的生活，甚至是对人性的抑制。在都市化中注入都市性，需要围绕着更人性化的都市生活将都市资源合理组合，并提出一系列创造理想都市的策略。我们的每一个设计的灵魂便是这些策略。
第二、知性实践而不是惯性实践（praxis vs. practice）。作为职业人，最容易陷入习惯性的制作，而忽略设计活动背后潜含的理论台词。任何思想都会随时间条件的变化而走向反面，但惯性实践往往是不自觉地把当年革命而现今已然反动的东西在不恰当的场合下复制下去。我们所提倡的知性实践是要去质问每一种实践方法背后的理论依据，在项目的特殊性中去发现问题，进而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的策略。
第三，城市装置而不是城市装置艺术（urban device vs. urban installation）。当今社会的物质积累已经使消费者对美产生奢求，艺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谈论建筑甚至成为一种时尚。这无疑是个进步，但它的负面结果是使一切行为都成为美化行为，使设计标准成为“酷”，使被用的东西成为被看的东西。我们的实践所强调的是让建筑成为激发城市活动的装置，而不只是一个被欣赏的对象。制造城市的物质容器只是手段，它所要容纳的城市生活是一切建筑活动的根本目的。
透过这三个原则，就能很好地解读我们的作品。我们每一个设计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一贯的，思想层次是递进的。
三、制造中国
在当前高速城市化的条件下，建筑师所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专业意义上的建造中国，而是在广义文化层面上制造中国。在设计和施工质量都远远高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建筑和建筑师们都没有象在中国那样被推到文化的前沿和媒体的聚光灯下，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化支离破碎，没有领军学科和思想，使得一些边缘的东西也能跳到舞台正中，被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而炒作一时。因此，建筑学的文化意味也很可能被狂妄地夸大。另一方面，建筑学也的确承担着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内容，而中国人在这短暂的十年间，生活有了质的变化，建筑师伴着开发商成了推动这场生活水准大跃进的急先锋。综上，建筑学一面在文化上务虚，一面在生活里务实，使我们这一代建筑师获得了空前的机会，颇有鱼和熊掌可兼得、名利可双收之势。
但冷静地想想，在这种一做出一些东西就能引导时尚、引导消费的时代，建筑师的责任是重大的。一不小心，不仅仅是物质与资源的浪费，更铸造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消费心态。这也使建筑学离不开社会学。在推进都市化过程中，建筑师的创作不可能逃逸社会现实，而闭门讲究建造与建构。他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制造社会。这种社会背景，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是在实践而不是实验。
Urbanus都市实践的实践特点是尽可能参与那些能够在城市的尺度上改善当前城市状态的公共性的建筑项目。因此，不难看出，比之于当前许多以创作为基本定位的工作室和事务所，我们所从事的工程类型与规模都不寻常，例如城市设计（深圳中心区金融中心地块、深圳宝安新城、深圳大工业区行政中心区、北京太阳中心、武汉融科城等）、城市景观设计（宝安中心广场、深圳地王城市公园、深圳公共艺术广场、深圳深南大道景观改造等）、旧城改造项目（深圳华侨城东部工业区改造、深圳南油工业区改造、天津紫竹林开发、北京金宝街改造等）、大型政府办公项目（深圳规划局新办公楼、奥运配套项目“数字北京”等）、新型办公建筑（北京用友软件科技园、西安科技园总部基地、东莞松山湖总部基地等）、高层办公建筑（深圳中心区地铁大厦、航天大厦、卓越大厦等）……这些项目不是说明我们没有选择项目的立场，更恰恰说明了我们有目的、有策略地寻找那些最能够把我们的城市理想实施到城市生活中去的有效建筑载体。
近两年来，我们案头的方案在逐渐累积，也有更多的正在实施过程或接近完工，同时，一些项目也在社会和业界的评选中获奖，在媒体、书刊和展览上得到发表和展示。由于我们有选择地参与了深圳和北京地区一些重要的城市项目的投标，并有不少中标作品，这也扩大了我们在社会和业界中的知名度。但以往这些零星的曝光，不能很好地表达我们工作的全貌和思想的连续性。在这期杂志中，我们用拼图的形式来共时性地展示近两年的作品。这张拼图背后，有无数的故事，是很难用一篇文章或一段介绍来描述的。但这些故事的缩写，是我们实践中的三个原则。在这些从小到大的项目中可以看到，我们关注城市的整体，也关注城市的每一个片断；我们强调设计做为丰富和完善生活的策略，而不是拘泥于形式的表现；我们热衷于制造生活，而不仅仅是制造建筑。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张拼图，把读者对我们的零星了解，织到一张更广阔的网上，放到制造而不仅仅是建造城市的底景上。这也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是积极地参与城市的制造活动，而不是隐逸在学术的象牙之塔。进而能理解我们会经常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策划师的角色去影响城市的管理者和项目的决策者，而不仅仅做一个建筑师。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在制造，而不只是建造。
四、中国制造
在2002年《时代建筑》第5期，我们曾提出实现真正的“中国制造”的理想，今天，我们仍在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上探索，也清晰地认识到和这个目标之间的漫长距离。因此，我们仍然是以“中国制造”为这篇总结这两年工作和思想的文章的结束。“中国制造”从广义上讲，是中国建筑师有对建筑学的独到贡献，这个贡献，我们的老祖宗有，但今天的中国建筑却没有，是因为现代文化笼罩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下，当它传播到东土，精华暗淡了，本质性的内涵被许许多多表象掩盖了。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占主导位置的西方文化更容易被推广和应用，而在这种文化核心之外的人都很难具有原创。中国现代的建筑创作就是这种现象，一方面优秀人才倍出，优秀作品骤增。另一方面这些努力放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与巴塞罗那、鹿特丹、纽约等城市的当代建筑相比，都又变得十分逊色。这也是我们这代建筑师的一种隐痛。
从狭义上理解“中国制造”，是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一种创作。但它绝不等同于乡土主义。中国本土化的特征在于它在进行一场空前的城市化，它直接链接了世界上最当前的思想，因此它并不“土”；它直接应用了最前沿的科技，因此它并不低技；它直接使用了世界金融资本，因此它并不孤立和边缘；它直接面对着人类贪婪的物质欲望，因此它不是落后国家的勤俭建国。在这个意义上，纯粹建筑学，无论是“建构”的理论，还是blob的操作，似乎对之都束手无策。当一切知识都在现实问题面前显得贫乏无力时，机会的曙光便出现了。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问题会造就一种理论，造就一种实践。这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在朝着认知它的方向努力，我们许多朋友也在努力，但愿我们这代建筑师能从没有原创的沮丧中找到一个在世界立足的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