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7月3日
地点：北京美术馆后街77文创园
访谈：史建
团队：何柳、诸荔晶
“深双”与城市
深圳双年展从一开始就谈城市话题，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可能也是它最大的特色。对于都市实践事务所来讲，也是在15年前，我们自己也有定位，到底怎么介入城市？貌似巧合，其实和当时尤其深圳15年前的文化状况特别有关系，所以才产生这个线索。实际上大背景挺重要的，就是为什么会有双年展，为什么会有都市实践，又为什么在深圳？我觉得“深双”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全世界这么多双年展，既然进入到双年展大家庭，在这个平台下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我觉得相比威尼斯也好，圣保罗也好，相比鹿特丹等很多很多的双年展，深圳双年展最有趣的、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既是一个提问的人、一个展场，同时也是一个事件的发生地，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其他很多双年展都不同。
比如说威尼斯是一个展场，是一个学术的平台，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但并不是事件的发生地，它几乎没有发生城市化，或者说城市化在一百年前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讲深圳的这一点其实是最有意思的。很多人来深圳看，一方面是来看展览，另一方面是看城市本身。所以双年展和深圳这座城市纠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其实城市是最大的展场，双年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探讨城市，为对这个城市和珠三角地区有兴趣的人提供展览。人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到现场，真正亲历和见证这座城市的这个阶段。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深圳这座城市是最大的展场。
具体到展览场地来讲，它是一个游离的状态，我也特别希望这个游离的状态能继续下去。没有固定的场地，每一年、每一届都会重新再寻找新的机会，这就使展览和城市天生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契机。这两个永远是互相妥协、互相不断地问答、问答，有一种很强的探索空间和不确定性。
我在很多场合都讨论过，深圳这个城市到今天之所以还有意思，事实上是因为不确定性。“深双”每年的学术委员会讨论，大家都很纠结今年应该怎么办？其实有一个很强的愿望，希望这个展览不断地有所突破，不断有所创新。大家似乎又没有统一的结论，好像我们应该给展览一个很清晰的定位，说这个展览有一个很清晰的模式。所以这本身对我来讲是一个优势，仍然有不确定性，有很大的可以讨论、可以突破的动力。
我觉得“深双”对于城市来讲，正因为关系紧密，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发生，每个阶段都会针对当时深圳和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问题，做出很及时的回馈和反应，这也是非常独特的。至少在前几年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没有很沉重的包袱，比如一定要拥有很成熟的机制、很成熟的话语体系等等。很多情况下这带来了很及时的反馈。这种及时反馈从不好的地方来讲，可能有些粗糙，很多问题的产生没有经过充足的消化和吸收就提出来，它肯定有一点仓促；但另一方面来讲，正是因为及时性，使得展览本身和城市发展几乎是同步发生。
比如说第一届，我印象很深，2005年，在很仓促的情况下很急就上马了，最后开幕记者会的时候，领导在前面讲话，场里还在布展，后面叮叮当当在赶，真的是这样，那种状态我当时觉得非常有趣。
但是如果回顾一下，那次展览最大亮点我认为是城中村那块，包含了十几个项目，有的是真的项目，也有纯粹研究的项目，也有非常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展现, 像欧宁做的城中村影像——广州三元里。虽然从展览呈现来说是很粗糙的，但从问题的紧迫性和准确性来说，我觉得是很好的。当时参展抱着一种理念，展览跟城市那时候的紧迫问题相关性非常强，所以几乎不把它看成一个简简单单的呈现，而是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讨论平台。
我记得很清楚，开展之后，黄伟文带着深圳当时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到了我们的“城/村·剖面”（展场），他一个一个介绍，我当时也在，也介绍了城中村改造的一些另类思路。当时是想通过这个机会和平台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模式。大家有一个非常实际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够把双年展呈现的机会用好，可能真的会对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大家的手法可能是简单的，但是从效果来看，我们认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这其实是对城中村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的阐述。深圳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要从城市层面，很正式的提出加速改造城中村，希望能够铲除大部分的城中村，真正改变城中村的现状。所以这个问题是极其迫切的，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纯粹学术性，或者理论性的探讨，而是一个非常具有当下现实意义的举动。
都市实践与历届“深双”
2005年那一届的时候，其实同时有好几个重要展览，我们当时同时参加了三个，“深双”是一个；同时还有圣保罗双年展，我们也展了四个和城中村有关的项目，后来还出了书；另外在广州，广东美术馆举办的当代艺术三年展，我们把大芬村作为案例参加了展览。当时三年展是侯瀚如策展，他有很强的国际背景，同时又是整个珠三角当代艺术的推动者，对整个文化背景非常熟悉，所以他的三年展与首届深双是一种呼应关系。那个时代整个珠三角通过三年展、双年展，通过他搞的“珠三角PRD实验室”等一系列的活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段。可以说珠三角在那个时候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从整个学术界, 国际国内建筑界和城市规划各个层面，还有当代艺术圈，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深双”的第一届生逢其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了10年的道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永和的第一届说到和城市的关系，大家自然就想到了和OCT整个片区发展的关系，这也是双年展的副产品。当时因为选这个地方，后来就造成了这个片区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双年展给了他定位。接下来在很快的时间，2005年之后2-3年的时间发展就非常迅速。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给之后的双年展定了一个调，双年展进入城市可能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第二，张永和的双年展有一块是城市设计，找了当时深圳中心区SOM设计的片区作为案例。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从建成的效果来看，这个片区并不是深圳建筑中最有价值的，但当时策展人提出这个展览，我们也参与展览设计，包括我们在这个片区里面也有一个项目，我记得好像也是用了很保守的展览模式。但是它所传达的理念, 是展示了在当时中国城市里很少的运用了一种城市设计实施机制——我觉得张永和很聪明，展出的不仅是建筑的成果，而是城市设计的机制，这个机制如何最终保证了城市设计的实施。
从政府层面，从当时的中心区的办公室，当时黄伟文也在那里主管这个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并不只是展览最前卫的建筑实践成果，而是找一些真正对中国当下有推动意义的、有价值的案例，把它进行梳理。
第二届我们都市实践参与了两大块，一个是因为关注到“城市再生”，我们当时关注到罗湖，我们提出了罗湖的再生，那时候深圳向西发展已经是一个趋势，从福田中心区一直到南山的发展，罗湖那时候处于很纠结的状态，定位不清楚，面临着不是说被抛弃，至少是被暂时忘却的状态。我们当时启动一个研究，就是对罗湖的研究，我们就针对这个起了一个名，“罗湖二期”，用了一个地产的语汇，找到罗湖的一些问题点——人民南路立交桥，海关入口等——我们找了四五个点进行研究，确定了参展的大的基调。
我们希望把展览和研究结合在一起，利用展览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时间。既然做一个展览，我们不希望做现成东西的呈现，希望展览能够真正有效。所以当时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说做一个研究部门，其实研究早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罗湖研究”是一个很突出的呈现，纯粹是我们自发的，自己发现问题、自己针对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另外，2007年我们第一次展览土楼项目，后来在很多展览都出现过。2007年是很关键的，因为那年是放的没有建成的土楼的方案，它2008年才建成。那么2007年我们展土楼的时候，是希望用土楼这样一个项目讲述城市的策略——到底土楼能够给城市带来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封闭的城堡式的单体建筑，它是一整套城市计划。
2007年展览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见到照片，是一系列的土楼图像与谷歌地图的结合。当时希望在深圳寻找到城市的边角用地，试图找到建造土楼的用地。这是个公共参与性的东西，从展览效果来看很有意思，很多人参与了选地这个事，我们设了一些原则，大家都参与到这当中来。这个展览说白了是statement（宣言），它更多是一个进行时，希望公众来关注低收入群体在城市中的位置。
并不是说公众参与就能盖成土楼，我们也没有那么有信心，也没有那么天真。我们只是认为要让大家参与城市更新，低收入人群在城市更新的大话题里应该在一个显形的位置，而不是隐形的、被大家忽略的。这在当时的背景下被强烈地提出来，所以这两部分的展览我个人的印象比较深刻。其中对策展人大主题的呼应，我们自己的成果呈现，希望能够触动一些当下城市议题，有这几个不同的野心，我们合在了一起。
第三届2009年，第三届是欧宁。欧宁那一届我觉得其实他蛮有特色的，我个人蛮喜欢的，因为跟其他不一样，第一次有非建筑背景的人来主持双年展。有几个地方有意思，一个是，我们的土楼项目已经建成了，但欧宁对土楼的呈现是通过文学的形式，是通过一个作家，让作家亲自体验土楼，通过他的体验写出一篇故事。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故事的，虽然有很多争议，但印象很深。
她写的东西用我们的话讲写得比较阴暗，和建筑师的初衷完全不一样。建筑师希望呈现的是社会性很强，一种集体生活的模式；作家所呈现在小说里面的是富含封闭、压抑，甚至有些阴暗的成分。我觉得这个事非常有意思，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一个空间，也许她的文化背景不同，她的整个立场的不同，所以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作为一个展览，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方式对建筑的呈现。
我觉得现场感是建筑展览最弱的一项，所有建筑展览都偏重呈现文献与图片，但对于现场感的体验，通过文学和作家，毕竟是她的亲身感受，她只是通过文字把这种亲身感受传达给受众，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真正拿建筑开涮，拿建筑作为一个起点，而不是作为文化产品的终点，我觉得这是挺有开创性的模式。
另外，我记得2009年零星还有一些，比如说和李士桥教授合作的研究项目，当时叫《二十公里大学》。其实这个项目刘晓都主要负责，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把整个深南路作为一个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深南路既是城市命脉，同时又是把深圳切分成南北两块，相对消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考虑用什么样方式弥补消极的印象，使城市不再割裂。
深圳深南路的路北和路南的发展非常不一样，正是因为这样的阻隔，城市的阻隔，有大型基础设施的介入，使城市之间的联络——相当于把北京的二环路、三环路掰直了就是深南路，这种基础设施对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能不能通过一种东西进行一定的缝合？这是当时的话题，是更概念性、学术性、研究性的话题。
我们当时和OMA合作做了水晶岛，实际上都是在想弥补深南路本身巨大的缺陷，怎么把南北缝合起来？从这儿出发，我们当时想能不能在深南路找一个关键节点，把它编织起来。又希望路本身有一定的功能和内容，对于深圳这样一个很粗糙的、高速发展的城市，教育和文化的确实可能是长期一种痛苦，一个问题。当时想能不能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造和城市急需的文化、教育、培训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出了这么一个大的构想。
到了2011年的时候，这次展览我印象有几块，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有一块是“深圳建造”，找了深圳正在建的几幢大型的城市综合体，包括机场，包括OMA跟我们合作的水晶岛——很遗憾今天也没有建造起来，当时是在“深圳建造”里面。我记得其他几项都建造起来了，包括Steven Holl（斯蒂文·霍尔）做的万科中心，也是很大型的综合体。
我们参与两个全没建造起来，还有一个是前海，前海车辆段地铁上盖物业。那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也是最早的地铁上盖物业，整个规模非常庞大，我们做了很多年，做的基础设施。2011年的时候深圳已经进入了那个状态，和前几年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发现深圳在大举推动新的大型建筑的建造，那时候达到一个高潮。从某种意义上，2011年的双年展也是很贴近深圳当时的城市发展的特殊阶段。
到了2013年，就是上一届，上一届双年展我们没有正式参加双年展里面的项目，这应该说是第一次没有正式参与双年展项目。但我们参与了一个外围展，就是独立的在自己的空间里做了一个关于城上造城的，白石洲城市改造案例。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展，也组织了一系列讨论。这一次其实对我们来讲意义很重大，虽然是外围展，可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还是延续了以前一系列做展览的模式，首先是贴近现实，及时呈现最当下的东西。
那个时候深圳进入了第二次后城中村时代，几乎所有在城市中心的城中村都面临改造，这次是真的动起来了，大规模的拆除重建，已经到了全面开花的时候，包括湖贝村、白石洲都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利用这个展览，通过展览研讨会真的找到了当地的政府官员，村民代表，还有一些关注城中村的社会学者，包括大学机构和相关研究人员等等，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有现实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的学术研究，是希望真正能推动并且最终影响现实，这部分是我们和实际项目、实际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看了这五次以后，虽然每次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但都会很直接地贴近当时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双年展本身的特色，也是我们都市实践参加双年展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总想找到一个最当下的方式来介入，利用展览的机会来重现。
作品回顾
第一届双年展，通过展览发现新世界，展品非常有趣，就跟发现一个场地一样的，第一次发现“非建筑师的建筑”这个话题，像陈老婆婆那种自发兴建有很多。我觉得通过这种模式，发现我们平时没有关注到的特定的建筑作品，或者一些特定的建筑事件，把它深挖，这是很好的开端。找到陈婆婆自发新建的东西，从这个话题里可以深入到很多层面，不仅仅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还有新建的权属问题，还包括建造本身的知识。陈老婆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但从结构的合理性和自然的本真出发，做了本能发挥，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模式？这个东西需要很多事后的收集，她怎么选择材料，选择建造方式，和那棵树是什么关系等等，能记录很多的话题。这个给我印象是非常深的。
同时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既然发现了如何利用双年展这个平台，在往后把这件事情做得更深入、做得更大。在发现以后，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相当不幸的事情，发现、展望，最后的结果是引发了关注，最后这个东西拆了，而老婆婆又去世了，这是一个好事，又是一个悲剧。
如果在双年展的平台利用媒体的关注、专业的关注，把这个东西作为双年展的遗产保护下来，挂牌，恐怕不会遭受被拆的命运。作为双年展一个永久性的展品，非但不会被拆，可能政府投一点钱，开发商投一点钱把它修缮起来，把危险的地方整治，我们可以进去参观，还可以纳入到深圳遗产的名单里。有很多事情深圳是非常遗憾的，没有把平台利用得很充分。
我觉得在之后的双年展当中，尤其是当策展人对深圳当地，或对珠三角整个文化不是特别熟悉的情况下，可能更容易把这个展览做成更加国际化，更加像建筑双年展。我发现在之后的几届都会有一个中方的策展人，我记得有张之扬、刘珩。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展览本身既有国际化的视野，同时又有一种对当地文化的敏感性和及时反映。这两个东西能够结合，可能会对双年展今后的特色有很大帮助。
展场选择
深圳双年展跟其他双年展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展场。每一届都是挪换地方，有意选择城市比较边缘、比较偏僻的角落，带动再生模式，包括欧宁那一届也是想激活市民中心那个地方，选场地本身有批判性在里头。
我本身很喜欢这一点，就是展览的流动性，没有固定的展场是最大的特色。从华侨城开始，欧宁那一届最遗憾是水晶岛没跟上，因为他挑战政治空间的权力空间，市民广场恰恰是最没有市民性的空间。当时是非常及时的，他问问题的空档特别好，2009年，那时候恰恰是市民中心在考虑那一块的改造，如何激活它。到今天包括中心区都在激活的状态，如果今天到深圳就会发现整个莲花山和中心区这一块连接起来了，现在的市民在书城、音乐厅有很多自发性的市民活动，比那时候有长足的进步。恰恰这个东西没有延伸到深南路两侧，南北两侧的打通。
其实欧宁还是非常敏感的，他选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是做展览最理想的地方，层高有问题，各方面都不是好选点。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深圳双年展的特色，绝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包括后来2013年的蛇口，这一届双年展找的位置，都极其偏僻，如果不是双年展，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那个地方，我本人都没去过。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双年展，我才会步入城市边缘，真的是非常边缘。
13年想做两个展场，我当时作为学术委员曾提议选地铁2号线一头这个，另外一边我提议的是湖贝村。后来选择了龙岗客家围屋，我觉得那里太成熟了，如果有一个双年展做到城中村去，在深圳又是巨大的特色，因为矛盾性太强了。我觉得这一块应该坚持，双年展的选址本身已经成了深圳双年展本身很大的标志。就像一个人进入一个城市选择一个旅馆，或者选择一个住处，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和调性，如果把选址纳入到展览本身的内容之一，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双年展应该是一个活的双年展，深圳双年展之所以会引人瞩目，千万要记住不是只因为展览本身。如果我在一个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城市里，简简单单做一个深圳双年展这样的展览，不会吸引很多人，这是我非常坚信的。正是因为深圳既是展场又是现场，正是因为这种双重的属性，使这个展览变成了活的展览。所以如何在这个层面上把这种特色坚持下去，把潜力进一步激发出来，对深圳双年展是很大的帮助。
在一个信息过量的时代，在人人手拿着手机和微信传输即时信息的时代，一个展览，包括世博会对人的吸引，其实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我要飞到几千里以外看一个世博会呢？这个时代的世博会和1850年的世博会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双年展也一样。双年展走到今天，不光中国的双年展有危机，全世界的双年展都有很大的危机。在这个时代之所以深圳双年展还有人有兴趣不远万里跑过来，不光是看展览，是来看深圳的。
“深双”模式反思
我觉得双年展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刚才我说到，它是适时而生的，它使那个时代的深圳能够一下子很快的把自己放到了比较高的平台上，应该说这是深圳近十几年来在文化推动上最成功的一件事，可能是干得最对的一件事。有很多其他的展览并不成功，并没有针对深圳的特色，这个双年展可以说是最贴近的。
谈到对双年展本身的批判，我并不希望威尼斯双年展变成我们的样板或唯一的方式，虽然双年展本身就是一种外来的模式。必须以一定的双年展规则来行事，我觉得这个本身没错，尤其是当年，深圳采用了双年展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用这种方式很可能很快变成纯官方式的，一种成就展的，或者通常所见的展览。经过这么多年，可以说在城市这个话题上，是中国双年展做得最好的，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纯粹，真正以城市为命题，城市\建筑双年展，我觉得它是最好的。
当然我觉得双年展也有很多遗憾的地方，因为我看了五届了。一是所谓“深港”、“深港”这种模式从开始提出来，如果真正能够促成深港两地的互动，我觉得会是非常大的特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做到，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做到，有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恐怕不一定能一次做到，是很难的事。我想双方都能意识到这种联动，对话不见得是实质性的，哪怕是一种虚拟式的对话，可能都比不对话好。
现在有一点很奇怪的，好像只是把深圳放前头或者是把香港放前头的问题，这边是深圳-香港，那边是香港-深圳。但实际上并没有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双年展挺大的损失，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但没有利用好。
另外， 2013年其实是双年展一个很好的机会，当时我也在学术委员会，在投票选择策展人僵持不下的时候我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希望同时用两组策展人，这是第一次。因为当时两个策展人的得票率几乎一样，在场几个评委讨论，如果当时还要沿用以前的模式，那就是点球绝胜负了，我觉得并不公平、不一定合适。当时在场的几个学委讨论，能不能干脆用双策展人机制？这也是对机制本身的，不是说批判，至少是一种改良，最后应用了双策展人机制。
当时我们希望两组策展人产生一种对话、一种矛盾、一种冲突、一种策略，如果这种机制会让双年展产生更丰富的肌理，而不是更单一的模式。当时又对应了两个场地，是非常好的机会，一中一西两组策展人。以前要不然是纯粹的中国人，要不然是纯粹的外国人做策展人。如果有一个机会一中一西，两组人形成一个很好的对话，可能展览本身也会有比较凶猛的新的创造力。最后对话、冲突都没发生，这也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这与我们学委的初衷也不一样，我们并不想要做两个独立的展览，而是希望做一个，一对儿。
所以在“深双”的十年中，对它的讨论和批判始终没有停止过，正因为这种不停的质疑、鞭策和批判，大家都希望它能够不断地往前走，能够有更好的机制，让它经过了十年，也许再过五届仍然是一个很新鲜的、生猛的，就像第一届双年展一样，虽然初出茅庐——如果说哪一届双年展对我印象最深？我觉得第一届印象最深。
纵观这些双年展，我觉得第一届有种初出茅庐的新鲜感，又是生猛的、无所畏惧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在后来几届双年展中可能有些地方会弱化，展览会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专业化了。恰恰问题会发生在新鲜感和更加生猛——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词，我挺喜欢“生猛”这个词——有一种从生到熟，从熟到生，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诉求。如何保持这种态势？这是五届以后的双年展面临的问题，真正的守成容易，但真正的创造、再往前走越来越难。我希望步伐不要停息，而且对于双年展的批判、总结、质疑等所有的东西，不应该停息，应该不断地鞭策这个展览往前走。
展览与批判性
“批判性”这个词很不容易说清楚，建筑师能有批判性？批判性经常挂在自己嘴边，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批判性”这个词轻易的使用，其实我们很审慎，不轻易批判。尤其是建筑师这个行业是通过建筑，而不是通过文字或其他的媒介来建构，建筑师总的来讲不是以批判作为最重要的职业目的，更多的是建构，和批判性就会产生矛盾。不可能建造一个，既讨好甲方又批判甲方，既跟政府合作又批判政府，很多事情没法坚持。我觉得这种批判性很大层面上是自由性，对于一个展览来讲和实践是需要有一点距离的。我不认为展览只是实践成果，好展览一定是问好的问题，一定是有更多的在普通的实际实践当中所看不到的、想不到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批判性也是一种制约。
建筑实践其实也一样。作为建筑师，今天的建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很多人是不合格的，对于建筑师，更多的是一种职业的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问题的发现者、提出者，之后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或者是一个专家，这要求更高。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诉求。这个职业是很沉重的职业，我不认为这是谋生的手段，或者建筑业就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建筑师只是一个服务性业的从业者，我从来都反对这个说法。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行业，或者行业外的甲方也好，甚至政府官员也把这个行业变成了万金油，想怎么样做，把意志输送给你就好了，逼着专业来完成，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现象。如果建筑师这个行业这么做的话，会使这个行业越做越窄，越做越松散，越做越没有生命，最终把行业做死。
所以所谓的批判性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这个行业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的自觉，这种有意识的反思和反响，如果能做到的话，可能使我们从业人员更加审慎，我们就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成为一种“帮凶”，或者无意识的简单作为一个工具，可能这个行业还会有机会。
说起来很容易，怎么做到这一点？一个建筑师要生存需要机会，这是很难的事。对于都市实践来讲这个事很重要，既然很重要我们要很审慎，怎么才能实施这件事？这也是我们展览、做研究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认识这个问题，或者认识建筑背后的原因。或者说对于这个城市背后所形成的机制，我们希望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个东西是需要做的，在一个城市里的实践尤其是持续的实践，需要对建筑有更清醒的认识。过去10-15年是认识不断加强的过程。都市实践跟深圳这座城市有很紧密的，或者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从一开始无意识，偶然的解读，到之后越来越意识到捆绑在一起，这反而会互相促进。
从这个城市里我们学到相当多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会给城市带来越来越多的东西。我们越来越在自觉的状态下反思，我们做得不够好，是什么原因？从职业的角度，我非常怀疑在当前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建筑师只是简单地、快速地在全世界各地输出建筑产品这件事。并不是说我们反对在其他地方做项目，我们也有在其它的城市，在其它的国家做项目的经历。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想输出一个东西，我们看到太多不成功的案例了，有很多建筑师其实在熟悉的环境下做了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到了不熟悉的环境下，很轻而易举地输出了非常不相关的、一些不成功的作品，我们看到太多了。对我们自己当然是一种警示，别人犯的错误我们自己也会犯，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于我来讲，其实建筑这个行业之所以严肃，就是因为建筑一旦建造，会比建筑师、比政治家、开发商、决策者存活时间更长的状态。如果做一个很审慎的选择，建筑应该先把问题搞清楚，之后审慎地下手。一些项目跟整个城市的文化、历史有着长期以来形成的非常复杂的关联，不了解这个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和规划师，可能会造成最大的破坏，而且那个破坏是在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生的。我觉得建筑师的批判性，更多的要对我们自身和这个行业保持一种长久的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