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当下,回归历史
——对话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参展团队都市实践
采访者 《城市 空间 设计》
期刊 城市空间设计2014(8):119-123
1. 都市实践是怎样与这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结缘的?
这是都市实践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之前我本人也仅去威尼斯看过一届艺术双年展。前几届建筑双年展的主题都是宽泛到可以无所不包,明星建筑师们在世界各地上演的视觉盛宴也早已通过各种媒介耳熟能详,实在提不起兴趣不远万里去现场观展。于是对一贯以研究性和批判性著称的库哈斯策划的本届双年展自然调高了期望值,也对他声称的一个“有关建筑而不是建筑师的展览”充满好奇心。另外源于对此前几届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绕开建筑学的讨论而致力于用建筑师的视角做类似当代艺术装置的做法一直不解,于是受姜珺之邀参加一次试图回归建筑学研究的中国馆的工作,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参展与观展一举两得的机会。最初十分犹豫是否参与这项工作,因为中国馆主办方最终确定策展人后,已经没剩多少时间来精心设计展览了,大部分展览费用迟迟没到位,策展人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还要花费大量精力拉赞助、谈合作、搞化缘。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大国崛起”文化输出战略的国家机构,按理说威尼斯双年展是最佳舞台之一。这种状况不仅令人费解和难堪,问题还在于,最终呈现的展览作品就像建成的建筑一样,参与者没有机会解释这些种种不利因素如何影响了最终效果,我想这一点让每一个参与方都倍感压力甚至心有余悸。
2. 在此次威尼斯之前,都市实践已频繁活跃于国际国内的大型展览之中。与之前的经历相比,这次参展的特别之处在哪?
从十年前都市实践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和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开始,我们在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巴塞罗那等世界各主要城市都参与过各种类型的个展和群展。但以往大多数展览是展示我们的建成作品和研究项目,而这一次是三家建筑师团队通过紧密合作来实现中国馆策展人姜珺提出的总体展览构想。可以说这是一篇命题作文,而且文章的结构一开始已经确定了,我们几家要做的是如何铺陈、如何起承转合还有如何字斟句酌。
3. 这是一次合作的展览,不仅有总策展人、建筑方面共同参展的三家事务所,同时还有设计艺术多领域的参展者一同工作。那么这么多方是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合作?
我想姜珺在这么短的展览设计时间内还敢找我们这三家事务所,应该也是我们这几家貌似是可以比较好合作的吧。其实三家团队的个性都十分鲜明,设计思想、设计手法与对建筑的关注点也都不相同,而且之前也没有一起合作的经验,尽快的磨合成为大家共同的诉求。集体的合作首先就是共同目标的确定,在威尼斯双年展各个国家馆的角逐场上要想能够脱颖而出,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阐释策展理念的最佳空间途径。几次头脑风暴会上,无论是大的策展理念和空间叙事,还是展览效果和构造细节都在几家之间不间断的相互支持、挑战和批判中不断演变。
4. 您怎样看待这次双年展的总主题“fundamental”?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在您的创作思想中所谓建筑fundamental的部分是什么?
这是一次研究性的展览,它一反常态的回归历史,但又不是1980年第一次建筑双年展“后现代“式的呈现历史以制造宣言。库哈斯通过展览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而不是叹号,与往届建筑师们弹冠相庆于当下建筑的繁华景象不同,在库哈斯眼里当下建筑领域内表面上的花样翻新不过是虚假繁荣,其背后隐藏着全球性的深刻危机。作为一向以反叛者和批判精神自居的库哈斯来讲,他必须不断地跳到潮流对面才能引领潮流。于是当现代性借助全球化的大潮已然成为文化的主流和支配力量之时,他必定要站出来加以质疑和批判。这次被称为基本法则的双年展就显示了他希望带领全世界的建筑师们集体反思当下建筑学的普遍危机的庞大野心。库哈斯的智慧恰恰是他能带领众人一步跳回到原点,通过梳理历史、回到基本问题的方法一步步拆解和辨析100年来“吸收现代性”的过程中建筑学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他通过悬置当下而回归历史,甚至说“我希望展览上没有任何当代建筑出现”,通过极端的几近专制式的策展方式,迫使参展国家集中于他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研究,这一点无疑是极具开拓性的策略。
5. 都市实践的建筑一直在探索着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和本土性的建筑在现代都市中的可能性,您一定对absorbing modernity 有独特和切身的理解,是否可以谈谈。
库哈斯的命题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而在“吸收现代性”的一百年间,民族建筑、地方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纠结反复何尝不是始终伴随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建筑发展。我认为恰恰是这种从未停止的反思、抗争和批判性的接纳过程让我们从没有也无法全面“吸收现代性”,这种拉锯战式的“现代-中国”情境为100年来的中国建筑学增添了极具意义的讨论,也使得中国建筑有可能对世界建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选择,“吸收现代性”是一个世界性的过程。现代性是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体现了作为历史概念的“现代”和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可以说“吸收现代性”是大叙事和大时代的普适性的文化认同,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正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共同体式的思想体系、技术体系和交流体系,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这一进程并不意味着在微观的、个体的、地区的文化差异性就应被忽视和清除。从这次展览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在过去100年间世界各民族“吸收现代性”的过程中从未停止继续产生差异性。无论是由于被动的误解、功力性的借用还是主动的批判与反抗,总之现代性的胜利也并非是一种整齐划一的单一状态,多样差异的文化基因一时被压抑但却从未消失。我们始终对这种在世界主义价值观和普适性文化大潮下的种种异化、蜕变、转译、应对的巧思和种种独具活力的地方智慧充满兴趣。
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和本土性的建筑只能产生在远离当代大都市语境的郊野乡村?这是个巨大的误解。很多人有意识地逃避当代都市的庞杂混乱,而去寻找那些在城市化扫荡过后幸存的角落去创作更纯静更具地方性和传统文化气质的建筑。这种“摆拍式的中国建筑”和“图解式的地方主义”往往沉醉于抽象化地表述一个被抽离现实的传统文本,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建筑师的相当一部分失去了从现实层面介入都市性、切入当下性根本问题进而发展出新的中国当代建筑的历史机遇。
6. 您怎样看待中国馆以“山外山”的题目对整个双年展主题进行的回应和诠释?
“山外山”作为典型的中国式话语方式包含了多层含义,它既可以是时间上的推移,又是空间上的辗转,暗示了一种重重叠叠难以洞悉的复杂关系。中国馆一方面以空间建构的方式展示了一种轻质灵活、模块化的建造体系何以完成极富变化的场景呈现,同时也暗示了中国式空间在未来世界全球化图景之下仍然可以生存与转化的可能性。从库哈斯的“吸收现代性”到姜珺的“化解现代性”也同样展示了有智慧的模糊和多义,既呼应主题又自说自话。但我同时也认为在展览内容呈现上还是有很大改进余地的,首先是由于时间和资金上的巨大缺口,造成很多最初期待的实物展品并未到位;其二是套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展览叙事结构并未能有效地串联起所有展示内容,展览现场导言的缺失加上略显晦涩的“中国式”言说方式很难清晰地向西方观众传达想要展示的一切;最后,100年来中国建筑师在民族性、地方性与现代性之间纠结反复的探索历程本来是十分重要的展示内容,十分可惜的是这部分在展览设计中并未清晰呈现,可撕取的文献案例卡也由于细节设计的问题致使现场很难操作,这也多少有些遗憾。
7. 都市实践在整个展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或主题?
都市实践的具体工作是基座部分,也就是用回收材料制作的“家具-基座-叠山”串联起其他两个团队相对独立的室内室外两部分空间装置。其实我认为都市实践更重要的工作是在前期三个团队一起讨论中,利用我们之前较为丰富的策展和参展经验协助策展人和几家团队理清理念转化为空间呈现中的种种设计问题。
8. 都市实践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参与双年展难免有明星建筑师的光环,而总策展人库哈斯特别强调本届双年展是关于建筑而非建筑师,那么都市实践通过怎样的方式来既展现自己的特色,又不过分突出?
都市实践在展览中的呈现一点也不突出,可以说是非常低调。我们一开始就定下了三个团队做一件事的大基调,多相团队研究的轻钢支撑体系和绷带围合系统在我们加入时已经相对成熟,我们就明确了以多相为主角,我们配合,这其实也非常符合都市实践多年来崇尚合作的理念。最终中国馆的总体呈现是超越每一个个体的,三家合作、一损俱损这道理大家明白。
9. 在场刊的图解中我们看到多相所承担的任务包括分隔、院宅两个不同部分。请问都市实践是怎样处理这两部分内容的,其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多相工作室的室内院宅和开放建筑的室外院宅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市实践的“基座-叠山”在空间结构上希望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通过这一系统的平铺、围合、家具聚落、梯蹬、叠山等各种延展手段不断打破和穿越两家的墙体分隔,进而建立室内外空间流线上和意象上的联络。多相的室内院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从相对封闭到渐进开敞的庭院空间序列,于是我们用“叠凳”的不同组合设计了前半部分较为严整的院宅基座和家具聚落,之后又逐渐演化为后半部围绕敞轩的梯蹬和叠山的自然意象,再加上艺术家张建的几幅水墨壁画,我认为这最后一个空间是整个室内空间装置最精彩的一角。尤其是在傍晚天色渐暗之时,叠凳下暗藏的微光泛起,敞轩屋顶灯光漫射下的抽象水墨画静谧淋漓的墨色与窗外夕阳散落地面的光斑交织一处,给游历了一天的人们一处小坐静思的地方。叠凳将人们引上“山坡”,一扇窗变成了小门,人们可以在此远眺外面庭院,也可索性走出门外,或拾阶而下,或小坐休憩。这一来叠山好像穿透了厚重的砖石墙,象征性的连接了室内室外两个院宅。
10. 这次的参展的经历对都市实践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对今后的设计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参展的经历对都市实践应该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影响,但是参展给了我们一次机会研习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以及近现代中国建筑的演进脉络,这应是中国建筑师的长期必修课。同时作为一个参展团队得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在一个主题下进行的研究工作,也得以把我们自身的工作置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比较之中加以反思和评判,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