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孟岩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从海外归来的中国建筑师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而他们的努力，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并形成了设计师力量的一个分支，常被称为“海归派”。
由于我们在美国工作、学习的背景，人们也经常把我们划进了这一类。不论愿意与否，这一事实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与大多所谓“海归派”人士一样，我们URBANUS四位合伙人都出生于60年代。我们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为理想付出最大代价的年代，时代的烙印是极深的。这个年代的尾声不是以理想的泯灭为句号，相反，它是一个启蒙的过渡。一个更加实际的经济现代化的理想暂时抹去了以往的伤痕。我们的大学时代是思想解禁的时节，萨特、弗洛伊德，和好莱坞、金庸同样流行，这种对新事物新思想的全面拥抱的背后，潜藏着这一代人愿为社会理想做出奉献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在八十年代末期达到了高峰。之后，中国经历了九十年代经济文化思想上又一次地震，个体价值的觉醒以及对务实与利益的新认识，导致了人们对社会理想的漠然。而我们则多少错过了国内九十年代的思想变化，带着一种红色理想主义的背景步入美国。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渐渐地发现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理解上的偏差，那些在国内被炒得风风火火的各种西方思潮，在整个西方社会，却并非像洪水猛兽，到处横行。我们所接触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很多是激进的左派，他们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形成了西方舆论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举一个与建筑有关的例子，美国保护残障人的法令（ADA）是最有影响力的民权运动之一，其中的无障碍设计只是一小部分内容。当我们在设计中为ADA各种条款限制而苦思、骂娘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当年为之奔走呼号的那些人。于是我们在那边也发现了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理想主义，原有的理想主义就这样被嫁接了过来。实际上这种理想主义是非常实在和随处可见的，那些白天在餐馆做服务生，晚上无偿在纽约百老汇和外百老汇（Off-Broadway）戏院里跑龙套的人；那些平时在事务所里帮忙打杂、整理文件、接电话，忽然间有一首小诗也能出现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人；还有那些打两份工，其中一份是为各建筑师无偿工作的人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些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环境保护、动物保护主义者也都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也称不上什么主义，只是一个小小的理想，只是想把一件事办到办好。它不是一种激情的冲动，而是人生存的一种态度，是我们这些过了血气方刚年青阶段的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也是我们在西方所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我们曾受某高校之约去办一个讲座。邀请人问我们是否是属于前卫，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并不是什么前卫。前卫关注的是理念的先进。在一个建筑师能够作为社会先锋的时代，例如文艺复兴，或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进的建筑理念和社会的进步是平行的；而在一个建筑师的社会职能和地位都非常有限的年代，建筑的理念不是减少了，而是更丰富，但它更局限于建筑学自身，更远离广义上的社会疾苦。这也是为什么柯布的前卫性是永恒的，而以后许多当年的前卫，日后或成为落伍者、反动者，或远离了学术的轴心，比如“纽约五人”等等。
前卫的设计是建筑学中最美妙的东西，我们欣赏，我们也可以利用中国特殊的地域性，展示给西方一个他们乐于看到的东方东西，或者以西方的思路，去探索建筑的最前沿。但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在中国的实践，刻意推向一个单纯追求前卫的道路，因为当今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在建筑的象牙之塔上。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位移，大规模的制造业向中国的迁徙，城市中产阶级化生活的瞬间降临，城市中各阶层生活差距的巨大，这些高速度、高负荷的变化所带来的建筑领域中的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前卫建筑所关心的，也不是它所能解决的。
我们回到中国，是想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业主也是带着问题找上门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灵丹妙药。
在稳定的西方社会，建筑实践自身已构不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它所提供的是服务于业主需求的产品。科技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推动这些产品的品质。它唯一不够令人心动之处是缺乏早期现代主义建筑中那种革命的精神。这类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是熟悉的；当我们代表美国公司在中国实践时，这类产品也给业主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回报。但当我们有了自已独立的实践时，我们却有意地放弃了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当前的艰辛也在于我们从未直接地位移那些唾手可得、业主也会欣然接受的产品。
那么，我们拿回来了什么了呢？一方面是我们从不否认的那些能实现高质量产品的手段，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方法，即使暂无法实施于我们的实践，它们会成为我们今后成长的坚实储备。另一方面，是敬业精神。再一方面，是观察具体问题，而不是空喊主义的方法。拿来主义不是我们的方法，追逐前卫更不是我们的轨迹，假如说我们有什么特殊的思想的话，那就是我们坚信设计的理念会源于对现实的观察，尤其是中国的当代城市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最丰富、最复杂、最矛盾、最有意思的百科全书，我们的思想是伴随着阅读的深入而更敏锐，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伴随着我们洞察力的提高而更贴近于合理。这些，如果没有“海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希望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实践，一种非先锋的态度，一种不拿来的做法。因此我们是入世而不是出世，是投身于社会的水火，而不是游离逍遥在学术的伊甸。
中国建筑中最需要我们去解读的是城市问题。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是用西方的城市模式所不能完全解释的，是在西方所学不到的，是最令我们感到好奇的。URBANUS源于拉丁语的“城市”一词，将之作为我们事务所的名称，表明了我们将立足于城市，尤其是亚洲城市，从更广阔的城市视角去寻找建筑创作的起点和终点。假如我们有机会去建设一个城市，我们关注的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而是现有资源所能承受的最优化的人性化的居住（humanistic dwelling），我们会更关心平民的生活，我们会努力使建筑成为刺激城市中种种事件发生的媒体。
现代主义的城市理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感召。虽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城市的发生和发展是带有自发性和偶然性，形成它的动力来自诸多方面，而远非规划师和建筑师所能预见和控制，但现代主义先行者们那种对社会的热情，依然对我们有极大的激励。假如说我们有什么社会责任感的话，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实践去实现我们认为的理想城市。
城市以及关于城市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形态的变化会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而改变。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变（例如电脑和互联网的发展），也无疑对城市及其内涵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虽然我们正在经历的城市化运动是崭新的，但支撑它的理论基础却是相对陈旧的。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新城市以及我们继承到手的旧城市，是否能承受现代生活条件、生活方式，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任何现代的理论能解答这个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更细致地去观察去体验生活的城市，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和特质，使我们能够在设计实践中更好地为城市、为大众服务。为大众服务、为城市服务，是我们所力图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城市空间是为所有人服务的，是最有意义的。能够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城市活动空间应当是建筑师应负的社会责任。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们落脚点定在了深圳，在实践中不断地观察和理解这座城市，使我们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影响着我们的创作。
我们所得到的第一个实践机会便是深圳地王商务金融中心区城市设计项目，它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全面地涉及到城市问题，并使我们的思考在实践中得到的验证和发展。它让我们在解决城市表层矛盾的同时，在更深的一个层面探索一些更本质的问题。这个项目的最终结果是两个城市公园绿地，其中地王城市公园已建成。（详见《世界建筑》2001-6期）
开始设计这个公园时，我们并没有将它看成是一个景观设计，而是将它视为既是独立的城市公园，又是整个城市设计的一个主要部分。在城市层次上我们将它看成是都市的一片肺叶，在市民层次上则把它做成可充分使用的活动休闲场所。中国古典园林就十分讲究可游可居的方式，非常具有人文精神，我们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公园是市民使用的一个公共场所，是可以进入游赏的，其元素都是可触摸的。从而改变了此地段原有环境设计中把绿化与人彻底分离的非城市思想。
建筑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城市问题，如果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当作营造城市的工作，则我们就不会去计较我们是在做城市设计、建筑设计还是环境设计。当我们关注更本质的城市生活问题时，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就会退居次要位置了。
城市最伟大的魅力在于它是一个包纳万象的容器。虽然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这种魅力却在城市中逐渐消失。挖掘、保护与延续这种魅力，是我们批判性实践的重要内容。对这种魅力的钟爱，是基于我们认识到创造城市的主体不是规划师和建筑师，而是城市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断奋斗的平民。无论城市还是建筑，当它掌握在真正的使用者手中，都将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扭曲，变得更生动。这种生动性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切身观察，才能溶汇到创作语言中，使建筑变成城市生活的催化剂。假如没有海归，没有对中国现实的切身体验，我们仍可能代表国外公司，在自身的职业生涯中为中国的建设做一些贡献，它所产生的产品会无异于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各种印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即西方的设计思想+中国廉价劳动力。我们在自己的实践中所要努力的是创造真正的“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建筑，即基于观察中国城市现实的创作。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实践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得不疑虑：再过若干年，我们的眼睛已经熟视于这种现实时，我们的实践将会飘向何方？答案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呵护批判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