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阿岚
出版 设计家2007(10):32-39
提要：“都市实践”努力继承现代主义先驱的理想，认为建筑是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主动力。他们认为完美的设计不仅意味着建筑形式和风格，而且是指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从平凡的功能中衍生出诗意的生活方式……
注册地的名与实
《设计家》：我们看到“都市实践”的自我介绍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URBANUS都市实践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建筑师事务所。”在哪里注册很重要吗？为什么目前很多有海外背景的华人设计师，一方面反感国内的业主崇拜洋面孔，另一方面又不肯脱下自己的洋包装？
孟岩：我很欣赏这种直接的甚至有些尖锐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暴露出我们公司网站管理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站从当初设置到现在，关于“都市实践”的介绍从来没有更新过。谢谢您这次提醒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写，当时大约是1999年，我们在中国还没有注册公司，但在深圳已经开展业务，需要一个合法身份进行商业往来，于是就用美国公司的身份。那时候也还不叫“都市实践”，当时的中文名叫“都市国际”，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第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这已经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了。回顾公司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没有拿注册地这个事情招徕任何市场。第三呢，我们也没有有意识地照搬我们在国外时做的任何现成东西。后来我们三个合伙人也反思过，虽然当初我们都有在美国公司工作的经历，我们在中国做出来的东西与这些国外经历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设计环境完全不一样。
而且真拿这个当招牌的话，也没有什么可卖的。包括我们在国外公司做的时候用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在国内都不一定太适用。所以公司注册地即使从市场上讲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估计过一段时间我们更新网站可能就会把它改了。因为强调这个东西没有必要，我们确实不会通过这个赢得市场，国内客户信任我们是冲着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些项目、还有我们做事的方式，很少有人去找设计公司是因为看中你在哪里注册的。注册地不构成建筑设计公司品牌的实质要素。
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客户说：我们挺想找你们设计的，但我们领导实在是希望找外国公司，你们能不能弄点老外的洋面孔呢。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拒绝的。你不是冲着我们的作品，而是冲着外国人的面孔，那就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公司有外国人，但我们对外国员工跟对中国员工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来做事的，没有必要拿这个当招牌。
应当承认国内建筑设计市场经过了一个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当初的开发商对国外建筑设计市场情况不清楚，只认公司名称、来头和注册地。我觉得现在的客户越来越精明了，他们对国内外设计市场还是比较了解的。
平行交叉，更多讨论和批判
《设计家》：回到“都市实践”的起源，请谈谈你们几个合伙人的背景情况，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孟岩：“都市实践”最早是在国外注册，设立于1999年。我们几个合伙人的背景比较相似，这也是我们能走到一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都是清华大学校友，刘晓都是1979级，我是1983级，王辉是1985级。到国外后又同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也是前后届。这个背景很接近，大家比较有共同语言，讨论一些建筑问题都有共同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是朋友，是校友，然后才有了这么一个公司。
《设计家》：你们在专业上和性格上都有什么特点呢？
孟岩：专业上差距不是太多，背景和受的教育都非常接近，性格上当然会有各不相同。因为刘晓都比我们都大一点，相对来说，他更成熟，更全面，更有号召力。是他把我们号召到一起，如果没有他，相信我们也不会走到一起。刘晓都有一定的领导才能，或者说有一定的亲和力，他本人也比较随和，他会和不同的人相处。王辉更加细腻一些，做事非常认真，对事情的关注可能在细节上考虑会更多一点。那么，我呢，可能是处于他们两人中间。（让我评价自己，还真说不好。）三个不同性格的人能走到一起，先是朋友和校友，继而形成了一种合伙人关系。我想用一个词叫“平行交叉”来说明这种关系，就是说，我们三个人是平行的。这个公司没有老大老二老三，包括在公司的管理、设计和对外的市场，可能有所侧重，有人这个方面干得多一点，有人那个方面干得多一点。但是每个人几乎都在负责这三项内容，每个人都在做一部分市场，一部分设计，一部分其他。如果从一个纯粹的商业公司运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也许我们三个并不是最好的搭配。一般的合作模式是，这个人比较擅长做管理，那个人专门做设计，还有一个管市场。但实际上我们不是那种状态，我们是很自然地聚在一起，然后才讲公司的事情。所以，你们问到公司在管理和设计上有何分工，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
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一般商业公司不一定合适，对于我们这类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好处，是每个合伙人之间保持平行关系，能够互相批判。并且，这种平行又不是另一种自己管自己的单干模式。我以前在美国接触过那样的公司，合伙人之间是平行的，各人接各人的项目，核算成本，甚至是自己用自己的人，他们是平行的，但没有交叉。我们是一种平行交叉关系，通过对一些项目的讨论，包括对管理对市场的讨论，在平行中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讨论和批判。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相信一个人，比如这个人做设计的，他做设计就永远会好，但实际上恰恰不是这么回事，恰恰是时间长了，可能会走向反动。他会固步自封，可能会受很多个人的因素主导，甚至与公司整体发生偏差。我们之间经常有很多非常公开的讨论、争论和辩论。这主要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项目的利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失去这种自我的批判和自我的审视，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发展动力就会衰弱。
《设计家》：那么你们公司除了你们三个以外，公司的其他架构是什么样的情况？
孟岩：就以深圳公司为例吧，我们还有相当于总建筑师和总经理的职位，实际上从技术上和管理上对项目和公司日常运营整体负责，这是一个层次；下面还有项目负责人和高级设计师，属于公司比较核心的成员，相当于设计经理这个级别；再下面是中级和初级设计师。公司内部设置有一定的层级，但不是特别的严格。
《设计家》：北京和深圳两个公司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孟岩：北京的公司是2003年设立的，比较晚一点，所以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相对来说更简单一点，更像工作室一些。深圳的公司更成熟一点，架构更完善些。两个公司之间也有业务讨论和人员交流，有时候是人过来过去，当然大多时候是通过电话。
“实践”的名与实
《设计家》：你们是什么时候正式回到国内做项目？
孟岩：刘晓都回来比较早，我记得1999在美国注册公司不久后他就回来了。此前，他就在国内探路，做些基础准备工作。随后，我回来了，但半年后我又出去了，到2001年，我们三个合伙人才真正到国内。《设计家》：你们在深圳做的第一个项目对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孟岩：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公司成立后最关键的一个项目，是深圳市的地王中心区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虽然方案没有完全实现，但其内容很广，包括地铁出入口、地铁与商业的连接、地下空间与地面环境整治，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后来建成的那部分仅仅是一个城市公园，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2002年又被拆了，虽然这样，还是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公园。这是个公共项目，老百姓的认可给我们带来了信任，也有了接下来的机会。从那开始，我们一直没中断过做公园。
《设计家》：这个公园项目使你们实现了什么样的理念？
孟岩：实际上我们几个人都不是做公园的。像我，研究生的时候是研究中国园林的，沾点边。我们是把景观设计看作城市设计，很多东西是从城市生活的角度来考虑，怎么连接现有商业，怎么打通原本被阻隔掉的城市空间，就是用景观设计这样一个机会，将城市的公共空间重新做一个整合，当时我们提出了很多设想，其实都是跟这个有关的。当然最后设计公园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设计家》：那么“都市实践”这个名称是你们在美国注册的时候就起好了？
孟岩：URBANUS 是拉丁文“城市”，它表述了事务所的设计主旨是从广阔的城市视角和特定的城市体验中解读建筑的内涵。因为跟中国正在经历的城市化有非常清晰的联系，URBANUS一下子就被大家认可了。当时没有中文名字，很长时间都没有起出来，后来才有了“都市实践”的名称。因为三个人都认为我们的实践应该用最直白的主题定位，这个定位非常清晰，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变过，所以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也就造成网站里的文字从来没有更新了。
《设计家》：谈谈后来的项目吧。
孟岩：从第一个项目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做城市层面的工作。那时候我们的很多设计工作是在纽约做的，通过互联网传递。当时的网速非常慢，我们就利用时差在不断地传递。很多项目是两地同时在做，共同完成。慢慢地，别人才知道我们不仅做景观设计，而且还是会做建筑的。我们每次就跟人家讲，我们本来就是做建筑的。我们的项目类型在不断扩展，到2006年止，URBANUS都市实践的深圳和北京两个公司共完成了近170个大小设计项目，内容涵盖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几大范畴。几个重要的创作项目如公共艺术广场、深圳摄影大厦公园、深圳规划大厦，OCT当代艺术中心，北京OCT生活艺术馆，万科体验中心，深圳笋岗中心广场，大芬美术馆、天津鼓楼中心区重建以及多栋高层和超高层写字楼等得以实施。
我们不挑项目，并不是只做一种，我们是全方位的：从景观到建筑，大到城市设计，小到公共洗手间，我们都做过。项目大小没有关系，关键是做项目的态度和方式。
《设计家》：深圳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环境，早些年大家一直在说它的速度，很多时候是反映在建筑的速度上，您觉得对于建筑师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孟岩：为什么对深圳议论少了呢，因为现在全国都成深圳了，就不新鲜了。我觉得速度的事，积极和消极全都有，不全是好事，也不全是坏事。国外惊异于中国的发展速度，速度本身带来效率，有其积极的一面。麻烦的是，速度太快就难保证质量，我们有几个很特殊的项目，不到一年时间，就把房子盖完了，这种事情确实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遗憾了。
介入，建筑就是一种参与
《设计家》：谈谈你们的态度和方式吧。
孟岩：说到态度和方式，刚才我说到我们对项目本身是没有选择的，说到为什么这么做，那就涉及所谓的责任感。如果比较目前中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建筑设计，最大的不一样是中国的建筑师面对的问题多，所以要面对更多的责任。当然美国的很多建筑师也非常有责任感，包括我们以前接触过的很多老师，在我们眼里都是非常“左”的，责任感非常强。但是中国的建筑业还不成熟，你说混乱也好，有发展也好，它总是带来了无数的新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筑师面对的状况都更复杂。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甲方总希望你有解决的灵丹妙药，同时建筑师又会主动地去发现很多问题，他不应是一个旁观者。一方面我们是城市巨变、社会巨变和文化巨变的见证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因为通过建筑活动我们在影响着我们周边的城市，所以，建筑师不仅仅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人人都该有的，还要想建筑师本身的创造基点在什么地方，自己的专业在中国现实的大环境下能够创造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应该是我们这代人对当代建筑学本身的一个思考。
《设计家》：介入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孟岩：对。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建筑是一种介入现实的手段，通过建筑，有没有可能做出一种影响，或者是调整，改变吧。这不是什么大话，而是一种自我鞭策。所以我们既不是研究机构，也不是纯商业运作，而是希望通过建筑实践积极地去介入:利用现有的条件，哪怕现有的条件是不利的，有没有可能有新的创造价值在里面，这是我们一直想发现，想寻找的一个东西。那么所谓建筑师的角色，也不应该绝对是一个服务性的，不是给我一个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你给我钱我就干事。他一方面对个体负责，同时还要对城市负责。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一个具体工程项目的时候，都需要给自己有意识地进行角色转换，或者说做一个角色扩展。我们在不断地问自己，能不能去积极地发现问题，能不能去主动地想一些事情，包括没有人让我们做的事情。这在我们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许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当然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但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努力地去做这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深圳罗湖区的城市研究，它在城市高速发展了二十年以后发生衰退。我们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会主动出击，虽然这不是任何人给我们的任务，没有研究经费，但我们认为这是要做的。做完以后，我们可能选择合适的时机，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相关机构进行交流，就可能发生积极的影响。看似做这件事没什么用，实际不然，我们发现，包括我们第一次做“城中村”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对城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设计家》：您说的都是积极的正面的东西，您刚才也说到会有很多困难的地方，那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实和理想有太大的差距？
孟岩：说一往无前，显得英雄主义了一点儿，但至少呢，像您说的理想和现实的挣扎，这可能倒没有。没那么惨，不是挣扎，是理想和现实的斗争，是不停地斗争，而且非常艰巨，过程是很难的。实际上您也知道，目前中国建筑界的现状，作为一个公司，我们也有生存压力，你要实现理想，就要跟各种机构打交道，甚至要跟很多你不愿意打交道的人去打交道，他们的想法会跟你的想法非常不一样，说服起来就非常难。这样的斗争永远都是这样的，可能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意思。建筑就是一种交流。
中国建筑的当代性
《设计家》：“都市实践”奉行的宗旨，就是你们一直坚持的理念，应该是现代主义的一些方向和思想，介入社会或者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
孟岩：可以这么理解吧。这个理念简单地说就是希望从广阔的城市背景来理解建筑，以确定我们的建筑原则。现代主义是一种传统，它是二十世纪的，为什么今天还在谈，因为它的合理性依然存在，也有相当深远的社会基础。对中国建筑界来讲，我觉得讨论“中国建筑”最重要的话题是“当代性”。有很多人谈到中国建筑马上就会想起一些历史建筑，所谓中国式，无论是江南，无论是什么地方的这种传统，很多只是一种与传统的视觉上的联系。实际上，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谈到中国建筑，应该从中国当代的特殊问题中寻找答案。
《设计家》：您觉得中国建筑的当代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因为现在很多中国式是体现在外形上、风格上。
孟岩：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会做一些所谓这样的中国式的建筑，因为我们本人也有兴趣，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中国古代园林，还有村落，但并不是我们会在所有项目里去有意识地做这类建筑。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现状，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条件，中国的城市状况，哪怕它是不完美的。很难形容这种状态，但是我们始终坚持认为，对这种状况不是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些真正有创造性的机遇。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说明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我觉得这就像中国的电影界，有些导演是关注中国传统的，那种特定的颜色，空间构成，故事情节，有些导演关注的是中国那种看似非常一般、说不清楚、没有性格的偏僻的小地方，或是大城市中的那种混乱，他关注的是当代的问题，他的影片关注的是当代发生的事情。建筑要比电影要复杂很多，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希望作为建筑师也要关注身边的现实和状态，希望从这里面能够得到很多东西。这对我们将来的创作真的会很有意义。
《设计家》：所以说你们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或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孟岩：这个说得太伟大了，没那么伟大，但意思是有这意思。我们比较关注现实，当然我们想做好的建筑是肯定的，但我们并不觉得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最有意义的是我们做了多少标志性的，包括一些很亮丽的造型的建筑物，而是说通过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发现我们的建筑对城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能够被放回到城市中，并以此得到一些验证，能够激活一个片区，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城市的建筑，是我们比较愿意做的，有时我们做了一点这类的工作，作为建筑师就会觉得非常有意义。这在理念上，我们概括为“做城市装置”。我们把一个建筑作为一个装置，一个有很多能量的装置，它能搅动，能激活，在一个局部的状况下能够发生作用，能够带来一种变化。这个是我们一直特别有兴趣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机会。
《设计家》：其实你们的项目也带有很多实验性。
孟岩：一开始我们公司的名字叫“都市国际”，我们自己都不太喜欢，虽然当时在市场上这个名字可能叫得更亮一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但我们还是把它改掉了。“实践”这个词就变得特别直白。说出去这不像一个公司的名，但不像就不像吧，它更加脚踏实地，给人一种更积极更现实的感觉。如果叫“都市实验”的话就稍微有点拽。“实践”也表达我们是在积极的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