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形状
采访者 《卷宗Wallpaper*》
期刊 卷宗Wallpaper* 2019(10):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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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都：
城市未来的居住模式在深圳会是什么样的形状？
刘晓都作为Urbanus都市实践的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也是深圳坪山美术馆新任馆长，活跃在国内外建筑学术策展领域。来到位于深圳的事务所，他与孟岩共享一个会客厅，这里冷静理性的气氛完全打破了华南的湿热感。他是个慢热的人，抛出“探讨深圳这座城市”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思维里有众多可能性横冲直撞着。“谈一个城市，呈现的很多面是不同的。不同的人到同一个城市去，他看见的东西与他的生活经历、做的事情相关，但他看到的也只是一个面，不能真正地去反映城市的本质。”无论是从城市地位、 经济、文化还是居民生活，深圳都可以呈现不同的视角。但与众不同，刘晓都选择从“南方性”这个新鲜的角度切入深圳。
深圳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城市。不完全是与其规模性相关，从地域上来说，深圳是一座“南方”的城市，本质上却是一座“北方”的城市，它由北方人建立起，大部分居民也都来自北方。其实他们对亚热带的气候特征和地域文化，认知甚少。虽学习新加坡、香港这种亚热带大都市的模式，但也是借鉴了北方的西方城市模式。“很难说深圳人是什么类型，深圳人见面的话，一般都要问你是哪的人？这种状况类似于在纽约，当地人常被问到从哪来的，比如是从中国来的，从印度来的，从北卡来的还是从加州来的。纽约人还是先要有一个身份定位。”深圳特殊的移民性被刘晓都率先提及。
40 年建成一个城市不稀奇，但建成一个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几乎就没有。刘晓都不用奇迹来形容深圳，而评价这里取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成绩，也是他对这座城市有巨大兴趣的原因所在。都市实践的20年，头十年用刘晓都的话说是“埋头干”，看不见看不清这个城市。后来的接触面越广，甚至现在做更多的与社会层面相关的这些工作时，很多更有趣的事情就会生发。在最近这十年，深圳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沿着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发展路径以及历史积淀出的社会结构，建筑师甚至可以参与社会演化，产出一些新式相对松散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没有严格控制着城市居民，而是让其个体化发挥，处于自由生活的状态，却已然散发出强大的深圳向心力。
根植在一座城市，居民需要找到的自我意识，或是一个城市本身需要找到的自我意识，一定是与地方性有关联的。城中村是在深圳唯一的南方文化和城市的痕迹，是强调地方性的不二出口。五岭之南是纯粹的与北方地区相对分开的独立的地理环境，文化影响由北向南带有逐级性质。这种影响力被社会文化、地理等因素不断地消耗，越往南消耗越大。所以北方这种正统的大气雄浑到了南方变得越来越世俗化。这好比南方地区的一种叛逆的抵抗，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削减来自北方的影响力。都市实践既然是在这个地方扎根，就仍然希望自己在深圳的作品，与这片土地文化性有关。
而对深圳未来的设想，三年前的伦敦艺术双年展上，刘晓都展出了“DenCity • 一个可见的深圳乌托邦”。深圳的高密度生存环境里面，土地资源、人口膨胀可能令居民出现无法避免的一种状态，那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这个项目是基于一个实际的项目发展而来，夸张成构建巨构。它可以供给5万到10万人生活和工作。搭建出一个巨型构架，单元化的模块围绕着中间的城市客厅空腔。刚来深圳的人，有一个栖身之所，可能有十级或更多级的居住模式和共享模式，甚至几乎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在这里生存。刘晓都憧憬很多的不同的人聚在巨构里，需要制造一些在这里面可以几天不下楼，就在里面工作生活的一种可能性，达到一个平衡，比如这块城市区块按照原本的城市规划状态，也就是够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 状态，只能承受一万人的话，在巨构模式中可能会是五万人。尽管高密度与隐患并存，刘晓都用这样的设计手段，尝试是否有机会能够放大到实践中。解决深圳未来潜在的可用地少、对居住要求更高的问题。同时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规范上有巨大的挑战。“我们得让这件事情符合规范。希望这是一个正面的推动。”
从那次展览开始研究的最小居住模式，现在演化了一个共享居住模式，这种共享金融物质的体系可以把时间因素给放进去。好的城市是包容所有的，也可以提供居民上升的空间。其实生活不过如此，就你需要给人提供机会，让人有生存和成长，给人以希望。城市是一个行情，脏乱差不是问题，问题是待在这里有没有希望。”刘晓都与都市实践在这座年轻的城市深植二十载，他与深圳像是成为了老友。南方的形状是匆忙、是希望，也是活力，这就是深圳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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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岩：
踏实的城市干预策略，正逐渐增加着深圳的“厚度”。
孟岩是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在1999年孟岩与刘晓都、王辉共同创立Urbanus都市实践的时候，正是想要找寻解决城市问题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在深圳大量发生着，孟岩从旁观者、观察者，转换成研究者、建设者。他喜欢用“做事”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地方。作为建筑师，在深圳“做建筑”，就是在逐渐深入了解着这座城。孟岩回忆从自由而乐观的纽约来到深圳的时候，正值世纪之交， 这个切面引发了他的思考：“那个时候的深圳还是一个草创的阶段，有一种强烈的粗糙感。这个城市潜在一种力量，深圳人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要把自己从过去活在所谓的‘世界工厂’的状态里自我解救出来。”他来到深圳，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满意，他总是在批判，但批判的背后是那种要改变的动力。这座城市执着的生命力被他清晰地捕捉到。
二十年前社会环境中会有这样的疑问出现：“在深圳到底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这座城市很年 轻、很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薄——深圳是在山海之间绵延几十公里的带型城市——从城市文化层面上来说，亦如此。
罗湖美术馆代表着Urbanus都市实践的一类项目。孟岩以建筑师的身份，非常早地介入项目，与甲方一起策划，在一片与今日完全不一样的、周边混乱的、完全商业化的地块，从零开始建造一座美术馆。很难以想象美术馆的职能是在这儿能立足的，但孟岩觉得这里可能需要的恰恰就是与周边城市社会环境截然不同的一颗文化的种子。孟岩相信城市公共空间有潜移默化的能力：“年轻人需要城市生活的养分。这颗种子只要一个人看懂，它一定会发芽，哪怕有一个小孩喜欢。”美术馆建成后，居民跳着广场舞，也一并把艺术展览给逛了，孟岩做到了他的建筑与市民生活融合。
后来的大芬美术馆是一个更另类的案例，一个根本不存在于美术馆体系里的，在城中村里的美术馆。孟岩当时拿到这个项目时像是得到深圳独有的礼物——能在所谓低端的居民社区里做一个美术馆。经过十几年后，此时，孟岩正在做大芬美术馆的改造，与馆长沟通得知，美术馆的人流量是极大的，一年达到55万观展人次。这个惊人的流量数据比常规的美术馆流量多了很多倍。观展人群，不只有白领，还有普通的学生、普通的村民。这是美术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对于城市居民个体而言，这是一种动人的、日常的呈现。深圳人爱读书。孟岩将其归结于城市的无趣：“因为城市太烂了是吗？所以就读书，深圳的书城人满为患，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艺术文化产业落脚在深圳，这座独特的城市舍得成本，让所有人都可以 碰触艺术展览，甚至成为一种城市氛围，让市民轻松地不付出代价地参与进来。
如何救出城市的孤岛状态？这是将居民个体放大到城市层面上的议题。被高架桥、高速行车道环绕，完全的现代主义规划理念，使深圳形成了一座座“城市孤岛”。孟岩今年完成的深业上城，引入了小尺度的人行路径，即回归到居民个体所适应的村镇尺度和传统的庞大购物中心叠加，形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实验。“这个实验我觉得可能经过几年的城市发展检验后会看得更清楚。”其实这个项目还没有真正地完成，同样由孟岩设计，围绕着的裙楼，有一些垂直分层的灵活空间，可居住可办公。这是对小尺度高密度的城市状况，甚至是广东在地文化的一种回应。他期待着将来会有一些新的城市话题产出，能创造一种更多元混杂的垂直生活社区。
对于深圳的未来，都市实践的未来，孟岩有着坚实的目标与判断。年轻建筑师来到深圳一定对建筑对城市充满热情，充满理想。如何在一个信息交换如此迅速的高风险时代，分析并解决问题，还要为自己的想象力划定清晰的界限，修补更多具有人文深度的历史层面，这是深圳的生命原动力。这个城市的使命需要一代人去完成，不断创新实验，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来创造深圳，引导深圳走向踏实有积淀的模样。深圳在变厚，笃定的是有质有量的城市活动在这里定将逐渐地沉淀下来。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轨迹，沉淀对于深圳是更宝贵的，更让参与城市建设的人感到振奋。
本文发表于《卷宗Wallpaper*》2019/10 p7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