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土实践中探索中国城市发展模式
采访者 《景观设计学》
期刊 景观设计学2018(01):40-45
孟岩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展人
摘要
本次访谈围绕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展开。受访人孟岩首先介绍了都市实践一直以来对城市的观察和思考，并以深圳城中村为起点探讨了怎样的城市才是充满活力、具有都市性的健康城市。此外，他希望通过深港双年展突破观念和边界的桎梏、建立交流机制，并探讨未来可能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最后，孟岩认为设计师只有先成为一个观察者、思想者、研究者，才能更好地回应一个地区的独特语境和文化特征。
关键词
城市；城中村；双年展；发展模式；研究；实践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建筑事务所，都市实践一直以“为城市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为目标。请问为什么都市实践长期以城市为出发点？在您的实践和观察中，近二十年来全球城市问题的焦点有哪些转变？
孟岩（以下简称孟）：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从1999年成立至今已将近二十年。二十年前，正值千禧年来临之际，全世界都洋溢着一种相对乐观的氛围，城市生活充满活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和急剧转型阶段。不管是正在积极筹备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还是身处改革发展最前沿的深圳，都面临着城市建设如何从对“量”的追求转变为对“质”的提升这一挑战。我们当时就意识到，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问题可能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因为它的问题已经在不断涌现，而且越来越剧烈。所以从当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对城市的介入和研究，和当时整个世界的大格局以及城市不断的发展变化有关。
近二十年来，全球城市问题的焦点有很大转变。比如“911事件”之后，公共安全问题备受瞩目，之后全球经济危机接踵而来，人们对于城市逐渐持一种悲观态度。对公共安全的过度关注，以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高密度城市这一发展模式。但近十年来，城市又经历了一次复兴，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很多产业又重新向大城市聚集，人们重拾对城市的自信，并对都市文化充满兴趣。根据自身对中国的现实理解，我认为高密度城市这一高集约性的城市发展模式适合中国国情，它能够有效满足我们对于发展的需求。
通过都市实践对深圳城中村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您认为深圳城中村的特色和问题是什么？中国的城中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类城中村”有哪些异同？
孟：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深圳城中村，我会选择“活色生香”。这里有很多城市都不具有的都市性，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虽然它不是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比如一些地段脏乱差仍然存在，握手楼的现象也很普遍，但它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使我们能够反思自上而下规划的城市的另一面。城中村的活力来自混搭，来自人的生活，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群落。生活不能被“打造”，只能沉淀和滋养。
在地理上，城中村被城市包围；在权属上，它属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形态上，它是一个完全都市化了的村庄，甚至可以称之为城中城。这里的住户很多都是年轻白领，许多现在著名的建筑师都曾在城中村生活过。相较而言，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贫民窟都是完全无序的，所以贫民窟和城中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纵观世界历史，每当发生剧烈的城市化，城市因为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大量聚集人口的居住需求，就会形成贫民窟。今天拉美国家大量的贫民窟就和上世纪剧烈的城市化有关。但是珠三角地区急剧的城市化过程保证了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平稳的高速运转，实际上是城中村默默地支撑了这座城市，它容纳了巨大的新增人口，也使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有平等的机会、低成本地生活在城市中心。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奇迹，它表明了另一种发展模式的可能。
珠三角地区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最迅猛的地区，中国所有的人地矛盾与社会差距都在这里得到了放大和加强。作为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您如何通过此次双年展反映中国的城市问题？此次展览对中国的城市更新有哪些启发？
孟：中国城市在过去几十年大都按照一种模式发展，这导致了中国从南到北相对单一的城市面貌。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深圳实践中找到具有在地性的案例。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城中村呈现了一种非常不同的都市属性。基于此，双年展作为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下反思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国际性展览，几乎历届都有对城中村的关注。城中村只是探讨的起点，本质上是对城市未来的思考。
一个健康的城市，一定是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发展机遇。如果中低收入人群都住在市郊，就会造成地铁的拥挤、道路的拥堵，从而加剧城市病。与其这样，不如在城市中心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可能只是十几平米的小公寓，就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城市中生存，得到城市资源的滋养。城市中一定要留足这样的空间，以保证一种自由、自发、开放状态下的多元发展。我们曾在北京做过实验性的尝试，把一个四合院改造为都市新杂院，通过空间设计分隔出许多小空间，以使更多年轻人以较低的租金生活在城市中心。
双年展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衍生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今天的各种新技术有可能使目前大型的城市开发转变为多业主的碎片式开发。如果土地开发模式改变了，城市就有可能产生共生的发展，只有空间格局产生差异，才可能容纳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生态。通过此次双年展，我们最期待的是能够转变人们的观念，以及对城市的认知。观念和边界的突破以及交流机制的建立非常重要。此外，我们也号召城市未来的发展能够以城市思维代替地产思维，更多地关注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城市的潜在价值。
近期北京开展了多个专项行动，例如火灾隐患的排查整治以及清理建筑物天际线等，您认为城市政策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孟：全世界的城市发展都是通过各种不同力量的博弈所产生的一种平衡状态。一个好的城市绝对不是一个“干净”的城市，它允许城市自我生长、自我更新。当然，整治计划一定有它的道理，但它需要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介入，为权力和资本提供不同的参照以及更多的选择。最终的方案一定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不会以一种模式主导。好的改造不是“一刀切”式的，它允许调整的余地和纠错的空间。
面对当今城市同质化和一般化的问题，您认为建筑师应当如何回应一个地区的独特语境和文化特征？设计师应当背负怎样的社会使命？
孟：设计师首先应当是一个观察者、思想者、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创造者。城市的同质化表明我们对于地方性的观察和思考不够。当天飞机往返“调研”现场，回来马上着手设计，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很难做出契合地方语境的作品。我主持的项目大都位于北京和深圳，因为我在这两个地方至少都生活过十几年。对于不熟悉的地方，一定要非常审慎，深入了解之后再做设计，这是我的态度。
不同于为个体提供服务的手工匠人，设计师的作品通常会影响到更多的人群。所以设计师要时刻怀疑自己并具有批判精神，不只批判社会与他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惯性思维进行批判。设计师除了满足权力和资本的需求之外，还应该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设计师应该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点，并尽己所能去维系这种平衡。
都市实践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了都市实践研究所（URB）？其研究模式是怎样的？您如何看待研究与设计之间的关系？
孟：都市实践的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研究先行。到了2011年，随着研究的积累，我们提出“研究引领设计”的理念，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之前的研究都是由建设师独立完成，研究所成立之后，除了设计师之外，我们还聘请了专职研究员，并和一些高校及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根据项目的不同，几个设计师和研究员就是一个临时的研究小组，组织形式非常灵活。
我们所有的研究一定是为了实践。比如在湖贝古村的案例中，我们在没有受到委托的情况下，主动走出去发现城市中的问题，然后将研究成果形成报告提交给政府，甚至一些有远见的开发商。这种主动出击以解决城市问题的方式，也是我们的一次实践探索。我认为研究是一种自我能量更新的方式，一个事务所要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以及持续的批判精神，需要这样一种造血机制。
本文发表于《景观设计学》2018/01 p4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