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辉
期刊 T+A 2018(4)14-19
摘要
文章力图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生产的本质和机制，提出造园是广义的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中一个专业化的工具，这个工具在今天的社会生产中依然有效。
关键词
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生产；再生产；异托邦
1 引言
理解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不能忽视其对社会设计的作用。里坊制度、院落体系和古典园林是我们可以继承的三大中国古代空间设计遗产，如果不用社会大系统的眼光来审视这“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因果关系，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将会是失态的模仿和病态的走样，更谈不上启发性的再创造。
空间设计是社会设计的一部分。从僻壤到京畿，从乡里到庙堂，作为城市建筑空间生产主要方法的里坊制度和院落体系，是完善地维系中央集权和宗法礼仪的社会生产工具，它们保证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没有这种让大量的人口在广阔的物理空间上有层级地聚居的类型学和形态学，中华文明就不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一支不间断的文明。当然其代价是对人性的抑制，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的，“我翻开历史一查……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仔细看了半夜……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封建社会的这种“吃人”的体制，以及为维护它的永续而产生的各种制度设计（包括建筑设计），非但没把人“吃”死，还“吃”出了灿烂的文化，其原因是存在另一种制度设计，能够释放出被压抑的人性中的情怀与创造力。中国特殊的文人阶层对这种人性的解放特别敏感，因此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作为与“吃人社会”不即不离的生存工具，其中包括了中国古典园林。因此，当我们谈论造园时，首先就要从宏观上理解这种空间生产是社会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其次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微观上解析这种空间生产所依赖的技术手段。
2 中国古典园林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关联
2.1中国古典园林生产主体在园林空间中的再生产
中国古典园林的生产主体不是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他们的主人。按一种常识性的说法，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政治动荡，朝不保夕，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在园囿中逃避现实的念想，成为造园的主体。他们的趣味与付出，奠定了园林的格调和品质，正如《园冶》开篇所定性的，“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由于中国文人的三观是一种出仕与入仕的中庸揉杂，这些在宦海中漂泊不定的苦人，既不愿弃官，又希冀人格独立，最终就近在城市宅园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在中唐以后形成一种“隐逸”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彻底的“逃逸”。白居易赤裸裸地道出了“仕隐合一”的处事哲学，就是拿着国家的俸禄却不担当，而是用来补给私人领域中的风雅生活。①通过宅园，进可抒青云之志，退可享放逸之情，出世入世两不误。苏轼甚至把“不必仕、不必不仕”这种圆滑的处世哲学上升为君子之为，并把筑室艺园作为前辈留给子孙继续享受这种两不误人生的物质基础②，所以造园上不计成本也是为来世修福。“仕隐合一”是人生运势的阴阳平衡，古人潘岳官场失意后，在造园中找到精神寄托，暗讽这是为官拙笨所致，他的《闲居赋》写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是亦拙者之为也。”拙政园创建者王敬止（献臣）借此典起名“拙政园”，也有自嘲自己政治才能笨拙的意味，却也露出主人对从政并未忘怀，并笃志在造园中重塑人生之情。宦海沉浮的必然性，使园林成为人们不惜重金的投资对象，以塑造另一艘不沉没的人生航船，因此园林生产有了不竭的动力③。许多园林虽然数易其主，但不等于初始主人对之再生产没有盘算，例如王敬止对身后的拙政园永续做了50年的安排，可惜被后代一夜之间给赌输了。
与“吃人”的宗法礼治下产生的里坊和院落的空间体系相比，人性化的园林是暂时的精神舒解，在生存中还能透一口气。皇帝作为最大的封建主，对封建体制下物理空间的束缚也常怀不满，乃至憎恶。即使不用做到嘉靖皇帝那种极致的隐居，偶尔把民间私家园林作为皇帝的隐逸之乡，也有一番情调，乃至不能忘情。颐和园的园中之园谐趣园就是这种临时隐逸的旅游纪念品。
从这些造园主人的人格中，可以定义出古典私家园林的特点：在“仕隐合一”的实用主义思想下，在这个作为隐逸的理想空间里舒坦地喘一口气的目的，还是为了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生存中能够憋住一口气，园林生产承担了主人在现实空间中能够继续生存的职责。因此，这个“不仕”空间的生产目的是再生产出能够在“仕”空间里生产的主人，它是典型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
2.2 中国古典园林空间生产的本质
由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生产在细节上有太多精妙的技术可以研究，很多人忽视了对这种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探究。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颇值得学习，例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等人，能够自觉地把空间生产和社会运行机制结合起来思考。
这里不妨借用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四种描述，来解释园林空间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之间更深层次的瓜葛。针对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空间五花八门的定义，列斐伏尔将“空间”描述为四种假设：（1）空间是一种排除了意识形态和内容的纯粹形式；（2）空间是社会的产品；（3）空间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4）空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④。关于前三种假设，本文不多赘言，仅用简单比喻来直观图解：第一种是建筑师式的，空间是解决设计形式问题的；第二种是规划师式的，空间是解决社会功能问题的；第三种是政客式的，空间是解决社会权力问题的。这三种比喻式理解和列斐伏尔原意也许有出入，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在不同角色的眼里，空间是完全可能不同的。
那么，有没有在所有人眼里都应当相同的空间呢？那就是第四种假设，把空间生产理解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列斐伏尔对空间的理解并非是仅仅以消费为目的的一种产品性生产，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才能解释社会生产的普遍目的和生产方向。拿这种观点来解释园林空间生产，可以看到园主人借助园林练就的不是一种超然人格，而是泰然处世的“双重人格”，是对现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巧妙的顺从，而不是反抗。例如苏轼的儒家世界观，在意识到“仕”会有损于人格独立，“不仕”又对不住家国天下时，园林生产不但要满足这种矛盾下追求平衡人格的消费的需求，还要满足这种消费完成之后继续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因而园林的再生产是为了满足这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需求，“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直白地说，中国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平稳地再生产的保障，这应和了列斐伏尔的一些观点，例如，“这种再生产通过和现存社会相关的方案来完成”，“整个空间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
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完成了人格的再生产。通过造园，园主人平衡了出入仕和隐仕的困惑，找到了维持现实与超现实之间交替摆动的永动机。有了这样让精神世界不断充电的机制，无论现实如何骨感，文人们总还是有自我麻醉的方法，如白居易所吟，“行行何所爱，遇物自成趣。”最终把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懒散，甚至病态也变成了审美对象。陆游《小疾谢客》中的“小疾深居不唤医，消遥更觉胜平时”，简直像现在的小学生把生病当作逃学的借口。这位被主流价值观塑造成忧国忧民、至死都惦记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诗人，其实过着懒散的生活，写了不少闲咏，例如“养成花下无穷懒，占尽人间彻底痴。”显然，古代有不少制度的叛逆者，但他们的人格高大并不体现在与制度的碰撞和反叛，而是在社会公共空间的高压之下隐到私人空间里习懒爱病的自我麻醉。这样的人格再生产，绝对不会造就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反而成就了不朽的封建文化生产者。
3 作为异托邦的中国古典园林生产的技术方法
3.1 作为异托邦的中国古典园林
童寯先生在《造园史纲》开篇就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文明人类先建美宅，营园较迟，可见造园艺术比建筑更高一筹。”[3]这句童老经常引用的话，暗含着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园林是建筑发展的升级版吗？答案显然不是。园林不是现实世界理想的未来乌托邦，而是平行于现实世界的一种存在，是对现实世界的调剂和解脱，是一种心理世界的营建。童寯先生说，“中国园林实际上正是一座狂人的花园。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4]这句话把园林比作一场与现实噩梦平行存在的一处春梦，几乎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异托邦”同出一辙。人在园中，也可以合法地进入一种疯癫状态，可以合情地泄露自己的怪癖，例如宋四家之一米芾闻有奇石，设宴相见，见后惊而下拜，谓之为思念20年的石兄。古代除了有以石为伍的拟人冲动，甚至还有煮石充饥的不理性举动，这类拜石揖峰的癖好，使园主人完全处于呓境之中，甚至有意处于病态之中，不愿意用健康的心智来直面现实生活的残酷。
所以，中国古典园林是真实存在的异托邦⑤，而不是子虚乌有的乌托邦。按福柯的理解，对比于与现实同质、只不过是对现实精神安抚的乌托邦，异托邦是纠扰人的“别样空间”，它是完全平行并隔离于现实的存在，是一个可以进入的、与现实有不同的时空构造的系统，是另一种秩序。因此，园林的秩序是对主流社会空间秩序的否定、批判和超越。
保持这个异托邦的“他者”性，让“别样空间”与现实世界“共时性”地存在，是“仕隐合一”生活需要把握的智慧和技术。虽然像白居易这样的文人有信手覆籄土为台、聚拳石为山、还斗水为池的造园本事，但也没有到处点石为金。古人的园和宅分得很清楚，文人们还是很克制地保持这个时空格局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使之作为一种陌生的“别样空间”存在，童寯先生说，“昔日中国园林主人极少住于园中，只是偶一访之。保持一定距离是值得的，这能赋予魅力。”[4]
一旦离开了这种距离，使园林又无区别地等同于日常生活空间时，必然导致其品质的下降。陈从周先生在评论扬州园林时指出，“扬州园林的主人，以富商为多。他们除拥有盘剥得来的物质财富外，还捐得一个空头官衔，以显耀其身份，因此，这些园林在设计的主导思想上与官僚地主的园林有了些不同。最特出的地方，便是一味追求豪华，借以炫富有，榜风雅。”[6]这样的空间，不是用来逃避社会，反而成为了社交场所，甚至希望皇帝游江南时能够被宠幸，自然也丧失了园林中最弥足珍贵的异托邦的本质性艺术品格。
3.2 古典园林的时间生产
异托邦的中国古典园林，其本质是异质的“别样空间”，而不与现实同质。空间上，它是一个能够平等地与现实共存的超现实的世界，而时间上却是不平等的，它不是主人可以永久隐退的场所，只不过是为继续回到现实的再生产的场所。如何能够延长可计量的时间，或者准确地说能够把钟表调慢、生产出更多的时间，是园林生产中时间-空间互文的有趣话题。因此，空间的梦幻是为了制造时间的梦幻感，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生产不是目的，它只是时间生产的生产资料。与中世纪主流社会凝固的时空构架相对立，在异托邦的园林中，时间-空间的属性应该是流动的，需要在空间体验中制造出灵动和有灵性的时间。虽然园林研究已经对空间生产的方法研究得淋漓尽致，但还少有人在本体论的高度上有意识地把空间生产的目的界定为园林异托邦中的时间生产。以下从四个方面梳理时间生产的方法。
3.2.1 源于自然体验的时间生产
“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原则，已经道出了中国古典园林中自然和人文的不可分离。自然界本来就是一个唾手可得的异托邦，中国文人们不直接逃到那里，却又没有彻底放弃那里，于是发明了与自然若即若离的园林异托邦。
最容易借助自然的手法是通过时令构筑能体现四季变化的时间-空间体系。同一个空间，由于时间的变化有不同的叙事，如郭熙《山水画论》中云，“春见山容，夏见山气，秋见山情，冬见山骨”。只有将自然节令与园林空间相叠合，才算是完成了造园工作，释放出园林的魅力。中国古典园林把全天候时刻、气象、季节的变化都作为时间生产的生产资料，让心灵在有限的空间中沿着无限的时间轴获得从不厌倦的体验。以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万方安和”为例，一组建筑在水中，平面呈“卍”字形，分东西南北四区，并没有传统居住类型学中的主次朝向之分。皇帝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择优选取相应的朝向和区域用于起居和朝政，享受四季带来的不同的身心体验。这组建筑位于湖心，湖的四面也相应地配置不同的景致，使四时的风景也不尽相同。与其说这样的一组建筑表现了空间对时间的追随，倒不如说是空间把时间格式化了，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在一个文化操作系统中被格式化后符号化的四季场景。
将四季符号化是园林中常见的主题，比较典型的是扬州个园中的春夏秋冬四山。通过“共时性”的方式，这种手法把四时凝固为一时，形成新的时空构架。四山用相应的石材以及植物配置，起到增强现实的作用，如春为石笋与竹，夏为太湖石山与松，秋为黄山石与柏，冬为雪山石。显然，这是一种程式化的组合方式，能指和所指早就被符号化了。周维权先生将这种三维的园林手法与中国画理论相关联，指出它们的一致性，如“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天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7]可以看到，介入到园林里来格式化时间-空间的绝不是专业的园林设计技术，而是综合性的传统文化技术。这些技术使源于自然体验的时间生产粘带了太多的人文属性，使生产出的时间有了文化的情调。
3.2.2源于造园体验的时间生产
古典园林的建造过程，是为园主人的文化消费而设计的一种时间生产。陈从周先生在《说园》中有一段描述耐人寻味，“私家园林，必先造花厅，然后布置树石，往往边筑边拆，边拆边改，翻工多次，然后妥帖。”[8]这种先后顺序，暗示了园主人先创造好“亲耕垄亩”的驻场条件，然后可以以玩家的心态，把造园变成一种时间消费，拖得越长越有趣，而不像现在的工程，以交工为目的，劳心者不参与劳动，而劳动只不过是苦力，并不是一种游戏。作为解甲归田的官宦，参与造园是一种很好的消磨时光的嗜好，其过程远大于结果，所以随园主人袁枚在回答为什么要亲力亲为时说，“夫物虽佳，不手致者不爱也；味虽美，不亲尝者不甘也。”《园冶》讲堆山这项体力活时说，“园中掇山，非士大夫好事者不为也。”[9]《园冶》这部书的内容充满了建造的乐趣，不仅仅用文字记述了各种玩法，还生怕“非传恐失，故式存余”，尽可能地用图示记录了各种手法，蔚为大观。
这样，造园从一门专业手艺变成了专业化地消费时间的工具。
3.2.3源于空间体验的时间生产
作为异托邦，中国古典园林物理空间生产的核心技术是幻象的制造，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对之做了很精准的总结，“园之妙处，在虚实互映。大小对比，高下相称。《浮生六记》所谓：‘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迴曲折四字也’。”[10]在汗牛充栋的园林研究中，学者们多从空间设计的技法来揭密这种幻象制造的方法，以彭一刚先生的《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为最。但《浮生六记》所言的“不仅”二字，也提醒我们在关注“周迴曲折”的技法背后，真正要生产的不仅仅是空间，而是令人迷幻的时间。
最简单的时间生产是时间的延展，通过空间的曲折来不断拉长时间。这个园林中最小儿科的手法，在《扬州画舫录—卷六》里描述小洪园时，有个绕口令式的记录，“薜萝水榭之后，石路未平，或凸或凹，若蹄若啮，蜿蜒隐见，绵亘数十丈。石路一折一层至四五折。而碧梧翠柳，水木明瑟，中构小庐，极幽邃窈窕之趣。颜曰‘契秋阁’，联云：渚花张素锦（杜甫），月桂朗冲襟（骆宾王）。过此又折入廊，廊西又折；折渐多，廊渐宽，前三间，后三间，中作小巷通之。覆脊如工字。廊竟又折，非楼非阁，罗幔绮窗，小有位次。过此又折入廊中，翠阁红亭，隐跃栏槛。忽一折入东南阁子，躐步凌梯，数级而上，额曰‘委宛山房’。联云：水石有余态（刘长卿），凫鹭亦好音（张九龄）。阁旁一折再折，清韵丁丁，自竹中来。而折愈深，室愈小，到处粗可起居，所如顺适。启窗视之，月延四面，风招八方，近郭溪山，空明一片。游其间者，如蚁穿九曲珠，又如琉璃屏风，曲曲引人入胜也。”
这种折曲变化是在连续的维度上生产时间，而另一种则是在不连续的时间维度上生产时间。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总结造园三境界为“疏密得宜”“曲折尽致”和“眼前有景”。“景”点醒、点活、点亮了时间，没有“景”的时间是无意义的。景是观的对象，陈从周先生《说园》的开篇提出“园有静观、动观之分”。静观是在驻足空间设计出“景”来生产赏玩时间，动观是在流动空间设计出“景”来生产赏玩时间。要让时间有趣，“景”就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看到了园林空间中“景”的拼贴所生产出的碎片化的时间。中国古典园林擅长用数量来堆积出景，像圆明园这样大体量的皇家园林拼凑出四十景也就罢了，江南小园子也要凑出无数的景来，颇值玩味。例如清初袁枚在南京的随园，有二十四景，各自成趣，又有与之相对的二十四首歌咏，显然不是在一个逻辑或一个时空下的秩序，而是各自成章的空间碎片和时间碎片。
无论是延长的时间，还是碎片化的时间，都是时间的幻觉。无疑，超越空间束缚来放大时间、产生时间幻觉最好方法，就是“借景”。用“借景”的方式有选择地俘获外部世界，既凸显了园林异托邦与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是若即若离，又表达了这个短暂的世外桃源与现实生活在时间上是连续或重叠的，而不是不相干的梦境。
3.2.4 源于文化体验的时间生产
当通过建筑空间还不足以达到实现一个“他者”之境的目的时，园林中的“咏题”方法把文学空间叠带进建筑空间。
陈从周先生说，“亭榭之额真是赏景的说明书。”在一个以塑造精神世界的超越为目的的文人物质世界里，从物境上升到心境，最直接的手段是文化介入。没有文化的点拨，再美的物境也难以提升到心境。所以古人造园并未终结于物理空间的呈现，相反，当建造活动结束时，必会邀请文人雅士来雅集，看谁能点破眼前景致的奥义。这仿佛是个谜，一经点破，“景”便像睡美人似地醒来，变成千古奇观，万古流传。陈从周先生把匾额、楹联等比喻为人的须眉，是一种功能，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如果再加修饰，则更能提神，一下子画龙点睛，破了天机。这种文学性的介入，是文化意义上的“借景”，通过荡气回肠的诗意，增强了时间上的永恒性。
时间生产的最高境界是永恒，当然其本质是生命有限的人类对生理和精神永恒的执着。在园林文化中，颇有“禅”意的点景，立马把“眼前之景”变成“眼前之境”，实现童寯先生所谓的“眼前有景”。童先生总结的“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三个递进的境界，堪比诗歌的赋比兴，最后还用“兴”来强调“文已尽而意有余”，在时间的长轴上“托事于物”，意味无穷。
4 用再生产的立场链接中国古典园林与当代设计
4.1 古典园林时空生产方法在现代性前提下的可能性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分析现代文明时很敏锐地意识到，“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11]通过精准和标准的时间计量机器，商品产把全社会不同的生产活动统一在一个可比较的时间向度之下，确立通过时间成本的计量来进行不同产品市场交换的法则。在这个法则的作用下，时间和金钱划了等号，金钱生产用对时间的极致榨取来体现，而只有通过有效地控制时间，并科学地设计出让资本走完一个流程的最短空间，才能实现投资的最大回报。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设计离不开其时空设计。正如哈维所说，“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12]面对现代生产，资本对时-空构造的要求是“时间消灭空间”：消灭一切在资本流通路径上的空间障碍，用高效率的空间构造实现资本回流的速度。
在整个现代生产环节中，与机械的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空间构造相应的是有血肉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时间-空间构造。现代生产不断地提速，也不断增加生产者的闲暇时间，用来消费产品和再生产劳动力。资本主义生产使两类时间越来越泾渭分明：一类是劳动者为别人生产的工作时间，一类是劳动者为自己身心力量再生产的闲暇时间。第二类时间刺激了一些特殊的空间类型，例如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休闲设施。这些场所的设计法则是“时间消灭时间”，让人们忘记了休暇时间的限度，只有在听到闭门的广播通知时才意识到那个精准的时钟并没有停止。
在文化空间中消磨时间的情趣已经不是“仕隐合一”的士大夫的专属，更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广大生产者。现代生产者的休闲时间和生产时间的二元对立，使古典私家园林生产方式可能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制造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冗余的造园技术，正好是“时间消灭时间”的典范。明清以来，苏州园林就已有在固定的节日里开放的传统。《履园丛话》记载“桃花开时，游人如蚁”。园主人也有自觉地开放园林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履园丛话》作者钱泳在与人争论园子是否开放时说，“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顾眼前，傥有不测，一切功名富贵、狗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园亭耶？又安知不与他人同乐也。”⑥这也表明私家园林已逐渐从一个少数人脱离日常生活而自我修行的精神场所，演化成为大众在列斐伏尔定义的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场所。因此，不仅仅是私家园林的开放，还有私家园林的设计手法在公共景观空间（如公园、住区）里的滥觞，都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当进入现代化的公民社会时，我们发现老祖宗留下的园林设计遗产依然是行之有效的设计手法，其原因在于古代园林时空的营建就是为了士大夫能够履行其正常社会生产的劳动力再生产，在一个异托邦的时空中吸取能够在骨感的现实中继续生存的能量。这种少数人用“时间消灭时间”的方法制造出的异托邦环境，具有应用于大众化的闲暇空间设计的可能性。
4.2 古典园林时空生产方法在现代性前提下的可行性
上文讨论了中国古典园林空间生产的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它能够消灭空间的限定性，以及时间的统一性，使个体在均质化的世界里获得了一方完全异质化的存在，即异托邦。因此，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空的物理意义是营建私人领域，精神意义是在私人领域重建独立人格。
古典园林的讨论前提是“私家”，这个时空界限常常被淡化，以为一切“私家”的方法可以想当然地在“公家”实施。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醒我们古希腊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实施着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列斐伏尔提醒我们“日常生活”领域和“非日常生活”领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福柯（Michel Foucault）提醒我们“异托邦”的存在，它是另一种秩序，它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
如果认同古典园林在当代设计中应用的合法性，就要解释与主流建筑空间相对立的古典园林，是如何从私人领域、反位所的另类丛林登堂入室到开放的公共空间，实现“他者”的身份变化的。这个解释自然也离不开现代生产的当下性。这种当下性在时间-空间向度上的体现就是哈维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 space compression）。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的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当代生产方式的转变，当下世界的时空属性发生了变化，从稳定性、恒久性、秩序性，转向了易变性、短暂性和混沌性，这既体现为时间维度的粉碎，也体现为空间障碍的崩溃，我们体验到的已经不是被以往的社会秩序所格式化的那种从容的时空，而是被资本格式化后被压缩成各种独立成章的碎片化的时空。这种“时空压缩”带来了后现代的状况，例如因为资本需要寻租能够吸引眼球的场所而产生的对空间个性的敏感，因为资本需要扩大再生产而产生的对时尚的敏感，因为资本回报能够精准定位到末端消费者而产生的对消费主体身份认同的敏感，等等。⑦
满足这些敏感性需要一种精致化的时空设计技术，这是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能够介入当代时空架构的必要条件，而其充分条件则在于所谓的“时空压缩”是发生在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前提下。很多人把园林对当代城市的介入提升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倡导的天地人神四相合一的诗意的居住，笔者更愿意在本体论上将之放在社会生产的解剖台上加以考察。不少学者认为后现代城市运行的核心是基于一种企业化的立场，实质上就是在创造对资本积累最合适的环境。当代社会已经从生产型向服务消费型转向，劳动力主体的身份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任何一种收入的劳动者都会从以往为他者生产的生产者，变成社会生产要最终锁定的一款消费者。企业化经营的城市就是通过新型的时间-空间设计俘获这些作为消费者身份的市民。所以，研究消费空间作为当代城市基本属性的迈尔斯（Steven Miles）认为消费者是市民的第一身份，“通过消费所提供的机会，我们能够寻找到的那些我们乐于享受的显而易见的自由，不但重新界定了我们与城市的关系，而且，这些自由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一个当代社会的公民所具有的含义。要归属于这个社会，就要去做一个消费者。因此，可以争辩的是，在一个私有化的世界，我们的‘公民身份’，只要它还存在，就是通过我们与公共领域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一种以我们与消费空间的互动为特点的关系。”[13]
本雅明最早意识到这种“公民身份”是带着一种“私人领域”的建构介入到城市公共领域的，他对拱廊街里“游荡者”的描述，启示了个体如何在公共领域中依然能顽强地塑造出一个私人领域⑧。这类似于中国的私家园林能够潜行在城市空间之中，甚至用“借景”的方法来明目张胆地窥望公共领域的风采，而不失自己的独立性。假如本雅明具备中国古代士大夫“仕隐合一”的知识，他一定会写出一篇关于私人领域与城市公共领域并存的宏论，其主题是如何在这种城市介入中保持主体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中世纪乃至上古的“沉思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气质，也是在私家园林的封闭空间中所潜移默化地训诫出来的。关于“沉思生活”和“积极生活”，有各种理论，例如阿伦特的，帕格森（Henri Bergson）的论述。本文借用这些名词，来表达从中世纪封闭式的沉思生活向当代开放式的积极生活转化中，每一个在公共领域的“闲逛者”似乎都能够随时随地在自己的身体周边建造一个看不见的围墙（bubble space），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在公共领域中营造可移动的私人领域，也是一种新型的异托邦形式。
5 结语
将时间和空间挂钩已经是吉迪翁（Sigfried Giedion）以降现代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但在《空间，时间和建筑：一个新传统的生长》这本书中，时间并没有更多地被探究，即使被提及也只是在时间-空间组合中的空间体验的附属品，而不是借助新的空间生产手段而生产出的产品。一旦把“时间”问题上升为“时间生产”问题，我们就能自觉地在政治经济学角度把空间生产的社会性本质看得更清楚一些。至此，我们似乎看到了为什么要把古典园林和当代设计连接的图解。中国古典园林的最大成就是能够生产出一种在私人领域中有助于个体人格生产的异托邦。随着当代社会在公共领域释放出更多为私人领域服务的空间（例如为休闲服务的文化和商业设施），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也制度化地释放出更多的用于劳动力再生产而非社会生产的私人时间，私人领域的界面虽然不断在扩大，但其精神内涵却日益被公共领域的主流风尚格式化。消费社会用各种手段鼓励和刺激私人时间介入到公共领域，使私人时间不仅仅用于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消费也服务于社会生产。因此，在私人时间的频道上，人们体验到另一种“时空压缩”，消费社会的本质只会使个体趋同，而不是独立，私人生活不自觉地被大众媒介引导，使那些属于私人的时空没有了私人性。这种状态使在公共领域中建造不被社会主流舆论误导的异托邦又成为一种必要，让古典园林的所有理念与方法又有了用武之地，无论是在真实的空间，还是在虚拟空间。于是我们看到当代中国有许多这样将园林本体化的实践，用于文化、教育、酒店、办公等各类建筑，其目的是在“时空压缩”的当下辟出一片怡然恬静的当代文人异托邦。这样被少数文人雅士追逐的异托邦更可以被大众在虚拟的世界里实现，人可以把自己异化为“阿凡达”介入到另一个虚拟世界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所实现的异托邦体验与通过古典园林所要实现的人的超越不无相同。这已经不是与现实有物理的一墙之隔的异托邦，而是用异托邦随时随地来格式化现实，使人瞬间进入另一时空。显然，无论高雅低俗，各个阶层的现代人都需要暂时的隐逸。因此，无论在真实还是在虚拟的即时造园中，都要不忘初心地回到造园的本质精神是为了人格的重建，这对于现代性下的劳动力再生产至关重要。
这是古典园林应用在新时代条件下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我们再不能把着眼点仅仅限于技术设计，而要看到政治经济学层面上的社会设计。本文力图从这种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典造园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考的目的是把造园从专业的空间生产中解脱出来，将其理解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广义工具，这样才能真正地把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遗产释放到当代的设计语境中。
注释：
① 白居易《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② 苏轼《灵壁张氏园亭记》节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泽也。”
③ 关于造园花费，参看参考文献[1]151-154。
④ 关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参见参考文献[2]。
⑤ 在书籍和演讲中，福柯只是在很少几处提及“异托邦”概念，但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园林很有帮助。对这个概念比较全面的中文文献参见参考文献[5]。
⑥ 关于私家园林的开放，参看参考文献[1]176-186。
⑦ 关于哈维的“时空压缩”见解，参看参考文献[12]355-385。
⑧ 关于本雅明的“闲逛者”概念，有助于理解城市市民作为个体如何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本文不多赘述，参阅参考文献[14]。
参考文献：
[1] 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17.
[2] [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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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寯. 苏州园林——集中国造园艺术特征于一体[M]//童寯.园论.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55.
[5] 张锦. 福柯的“异托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 陈从周.扬州园林与住宅[M]//陈从周.梓翁说园.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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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从周. 续说园[M]//陈从周. 梓翁说园.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3.
[9] 陈植. 园冶注释[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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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5.
[12]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55.
[13] [英]斯蒂芬·迈尔斯. 消费空间[M].孙民乐，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14.
[14] [德]瓦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