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批判性的都市实践 / 访谈：都市实践-为中国而建筑 (p142-179)
中国的批判性都市实践（向深圳学习）
作者/廖维武
作为潜性力量与物质化机制的中国都市化
基于都市环境而产生的中国城市物质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这种复杂性需要城市研究和建设者进入更宽泛的公众领域去理解那些看似缺乏连续性和完整性的表象，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潮中吸取养分，建立起富于批判性的现代性建筑及都市实践，以避免现代建筑在城市的急速发展中沦为被动消极的工具或抽象的构成符号的普遍现象。
近30 年来，随着4 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催生了库哈斯口中的“广谱城市”——这一中国独特的都市形态，形成了一道道人们必须直面的异化了的都市风景。这一进程中的中国建筑师的作用，正如库哈斯于1996 年提出的图表式的研究结果中所指明：“占人均人口建筑师数量最少，执行了世界上最大量的建筑设计工作，中国建筑师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 20 世纪90 年代之前，中国的建筑师隶属于大型国有设计院，设计工作的重点在于满足中国高速都市化对建筑作为产品的需求，90 年代之后开始出现少数富于探索的建筑师，开始了对于建筑超出工业化产品之外的有关文化、建构和当代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关注。十年前，面对当代中国城市的“肮脏现实主义”，刘晓都、孟岩和王辉看到了机遇与挑战，他们共同创立了都市实践事务所（URBANUS），并率先选择了城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他们看到,当代的中国城市在发展中 “痛并快乐着”。今天的城市，作为“中国的门面”，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文化，而建筑则相对应地反映了这一社会转型。随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时期, 与之前的重视意识形态建筑实践不同，这一时期的实践也带有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征。而对都市实践来说，城市是文化研究的实验基地，也是建筑设计的灵感来源。都市实践的设计项目通过“城市介入”（通过建筑介入城市空间以赋予其潜在的含义）和“城市填空”（填补城市空墟以激活消极的都市空间）的手法，将建造转化成为了一种反映并积极影响城市变化的手段。从其大量的作品中可以归纳出都市实践遵循的3 个批判性原则：1. 在市场驱动的急速发展和不负责任、泛滥的城市化框架中寻求建构新的秩序和都市性的机遇；2. 以具有清晰的社会理念的创新和批判精神挑战墨守陈规的城市建设；3. 以都市生活为设计的出发点，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个建筑项目。
“海归”：探索性教育后的中国建筑师从1978 年开放留学起，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出国学习，并带着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理念回国，成为“海归”，他们肩负着为中国的改革及发展服务和推进中国全球化的双重责任。都市实践事务所的创立者刘晓都、孟岩和王辉于1999 年回国并成为了中国“海归”建筑师的第一代。在世纪之交，中国本土的国有大型设计院面临中国加入国际世贸组织、市场开放的竞争和大型设计事务所改革、转型的时期，市场对高品质设计的需求正是都市实践的成长契机。本着自主精神寻找机遇，以先锋的理念指导实践的原则搭建了都市实践建筑设计创作和研究的平台。
都市实验室：“向深圳学习”
1978 年，邓小平计划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在中国政体和国际市场机制的驱动下从无到有的城市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式奇迹”。深圳的人口从3 万激增到1,200 万，以27% 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快速崛起，同时也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影响到了中国甚至中国以外的其他城市的都市化浪潮。深圳与广州、上海、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都不同，它更多地摆脱了体制和文化的限制，而成为了一个都市培养器，可以更多地包容最激进的建筑和都市的实验性概念，并拥有肥沃的让理想成为现实的土壤。这种“蕴涵生机的真空状态”使得一切皆有可能。
近几年来，通过创新规划、媒体拓展、国际化双年展等活动及重大项目的建成，深圳越发地受到精英学者和业界人士的关注。2008 年，世界教科文组织授予深圳“设计之都”的称号。有别于北京和上海等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历史文化名城”，深圳这个人造之城从一片文化沙漠中崛起，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成败和消长中不断前行，以发展之名实践着并反思着。这片实验田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的一扇“世界之窗”，而在这个包容的城市环境中，各种思想都可以自由发展。“向深圳学习”不同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但具有同样的文化影响力。
发展阶段：深圳起源（1999-2003）
都市实践早期在深圳设计了一系列常规的建筑类型（除了早期的广场和城市公园）。最初的七年间总共设计了170 个不同规模和难度的项目。这些工程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类——城市介入、城市边缘、城市改造与更新、城市站点、城市地标、城市开放空间和城市设计与研究。最早的项目是从城市设计入手，介入城市空间的设计，包括地王城市公园I 和II、公共艺术广场等。还有更多商业建筑如置地星座销售中心、大梅沙心海伽蓝住宅群以及地铁大厦等商业写字楼，同时也通过参加设计竞赛来参与公共工程，例如深圳规划大厦的设计，这个地标式建筑直到今天依然是都市实践高完成度设计能力的证明。
成熟阶段：城市文化设计实验(2003-2007)
都市实践在这四年里赢得大量设计竞赛，事业蓬勃发展。2004 年，他们从深圳向北京拓展，创办了北京工作室。赢得了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以后，北京以及中国北方城市发展迅猛。由于古城的结构和文化差异，都市实践在北京的工作和在深圳相比也不同。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在设计时显得更加重要。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稀缺、对城市古建筑不断增长的关注和蓬勃发展的创意产业使都市实践在2003 年以后进入了实验设计和采用新设计技术的时期，它们产生了不同于早期作品的效果。重要作品有北京CCTV 媒体公园项目、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他们还成为唯一一个赢得奥运会主要场馆“数字北京”项目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参与的北京以外二线城市的设计竞赛大多位于天津，后来则在唐山。同一时期城市研究也开始关注一些批判性课题如深圳的城中村现象，并因此赢得了大芬美术馆工程。通过建筑设计研究、反思和批判性参与来探究新社会和都市生活是这一阶段实践的特点。
展望阶段：对超越建筑本身的课题的关注 (2006-2009)
都市实践的近期项目表现出它的批判性实践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项目不仅仅是具体的建筑个体，更蕴涵着 “城市理想”。在他们早期的城市研究中，建筑产品被视为某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建造的原型。这种方法使都市实践有信心和潜力通过批判式实践，在未来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个十年后期的五个例作
1. 唐山城市展览馆：改造性再利用
该项目关注基础设施落后和缺乏个性的后工业时代典型的二线城市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个项目利用了城市空间结构现有的珍贵资源，通过合理的重新利用以及保护城市历史的方法宣传了当地文化和遗产。除了延续城市记忆以外，它还帮助这个紧邻天津的二线工业城市找回了曾经失去的信心。展览馆得到了市民和政府官员的频繁光顾，项目中还融入了自然元素，如流水、光、自然风，和经由现代诠释的本土材料相得益彰，它表现出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的城市精神。经过修复的历史建筑、新建建筑和山腰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设计满足了城市规划对博物馆功能的要求有所新建，同时保留了四座日伪时期就存在的粮仓以及两座地震后建成的仓库。尽管唐山这个城市的历史遗迹几乎在地震中消失殆尽，该文化区的历史内涵却为居民提供一个了解城市过去的机会，同时也是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
2. 土楼公舍：新类型
1998 年实行的房改，废止了政府提供的社会住房并促进了住房商品化。因此，对于中国的“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亟待解决。都市实践和他们的客户万科集团从传统民居的圆形土楼得到灵感，对其进行革新以满足中国当代城市结构和生活的需要。这种土楼式集体住宅的不同类型（O 型、E 型、C 型等）可以满足城市不同区域的需要，可以作为城市植入、社区催化剂、高速公路边的地标对城市空间进行革新。在中国可承受住房紧缺的今天，流动人群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许会鼓励他们在城市定居。土楼作为一种建筑类型的真正潜力，不仅在于其可以批量生产，还在于由此而衍生出的多种多样的城市建筑类型。如果多样化的土楼可以进入其他城市，也许还预示着新的乌托邦时代“人民公社”的到来。
3. 华强北：城市设计
该立体街道项目是深圳一个重要的城市设计，旨在将最繁忙的1,000m 的街道和商业区域建设为继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西路后中国第三大商业街。它是集中了电子业、时尚业和宽阔的休闲街道的综合社区。华强北地区对整个深圳的GDP 贡献高达8%，同时在顶峰时人流量高达600,000。未来两条地铁将在这里汇集，会带来人群和行为密度的进一步提高——一种“拥挤的文化”。都市实践的研究将华强北的成功归功于“后街混合文化”，正如香港、首尔和东京等诸多亚洲城市一样。通过地标建筑和基建街道所组织的公共和私人空间相结合项目如零售店、跳蚤市场、影院、美术馆、图书馆、loft 空间、公寓等综合体可以为公共生活注入活力，并吸引更多的商业项目和观光者。
4. 前海湾地铁上盖物业：基础建设
都市实践已开始介入大型基础项目。目前，他们正致力于深圳前海湾地铁车辆段上盖物业的规划和部分设计，其总建筑面积达1,425,000m2、包括零售商店、办公室、影院、loft 空间、展览馆、幼儿园和休闲吧。这个项目是深圳2015 年地铁扩建计划的一部分，采用了新的基建发展模式。它位于深圳主要交通枢纽上，综合考虑了流线、速度、规划、尺度和铁轨的几何形式后，建筑以一定的密度沿铁轨线性分布。同时项目中考虑未来双子世界城的可能发展，试图通过基建工程的建设加强与香港的联系。这种大尺度的城市战略、轻量介入、灵活可扩展的方案富于强烈的城市视觉定位。
5. 公明镇：城市研究
都市实践最新的城市研究合作项目（和本文作者合作）涉及到对整个城市的观察，为把公明镇建设成为新型地区中心寻找其都市的潜在内涵。公明镇紧邻新开发的高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光明城市” 。我们采用了一种参数设计的城市研究方法，旨在面向城市未来的发展，找出城区系统的特征、冲突、机会、矛盾和缺陷。如此大规模改造城市的项目应该通过大型战略和小规模人力投入来实践。这个研究可以对中国普通城市的规划和都市性的营造进行检验，通过这种方法创造城市个性，不用抹杀现存文化或刻意引入外来城市文化，并且可以推广到中国其他三线城市。
社会工程与先锋性
都市实践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批判性思维能否帮助中国建筑师创造出一种基于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特色的建筑语汇？”在这个常沉迷于沉重历史，知识语境排他性大于包容性的国度，它无疑是建筑领域的一个新话题。在城市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这种批判式建筑实践也许可以创造出建筑先锋派（就像CIAM、ARCHIGRAM、纽约五人组和新陈代谢派)。“先锋”这一词，意味着开拓新领域，同时通过不断的激进行为以推动实现彻底的改变。都市实践坚持回归“社会即工程”的理念和创造公共参与的建筑平台，也许可以领导这一改变。通过媒体，中国的建筑已经得以提升，同时城市也已经成为中国最新的一种交流媒介。都市实践可以被看作既是“中国制造”，同时又会“制造中国”。
都市的批判式实践
在成果和反思之后，作为当代中国批判性实践范例的如都市实践一般的中国建筑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一些原则已经得以建立。首先，建筑师将深圳—北京这一城市文化线塑造成了思想和作品的发源地；其次，只要新的设计方法被认可并应用于当代城市环境，中国“海归”们的实践理想就能得以实现；再次，批判式思维需要反思、表达和超过10 年的实验性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大师如屈米、哈迪德和库哈斯大概也用了同样长的时间才成功）；最后，西方先理论后实践的发展模式在中国被颠覆，在这里，总是先发展实践，而后才有理论总结。中国建筑师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中国的先锋性吗？应当承认，中国在城市发展方面的影响力是通过实例，而不是空谈得来的，一直走在批判式城市实践前列的都市实践，需要保持其自身优势，并不断通过下一代先进建筑师的培养来保持其清醒的批判性。
（徐静译）
